以历史悬疑小说见长的马伯庸，这次写了一本非虚构。近日，他携新书《显微镜下的大明》亮相南京。亮相地点，选择了玄武湖梁洲的先锋虫子书店。梁洲，正是《显微镜下的大明》故事发生的地方。回到历史的原点，马伯庸将艰涩难读的史料化为己用，以冷静克制的语言，为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做传，转述他们湮没于宏大历史中的声音。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白雁/文 牛华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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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鬼才”马伯庸，以风格奇趣得名，也以出手迅捷得名。但是，在写作《显微镜下的大明》时，往日的迅捷抛弃了他。

  这本书里有六个故事，最先动笔的是《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那还是2014年，马伯庸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朋友讲到万历年间徽州的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引起了马伯庸极大的兴趣。听完讲述，意犹未尽的马伯庸去搜寻了一番史料。

  “这桩当时震动朝野的税案，在《明实录》里，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话。但是我发现，也是在明代，就有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等搜集起来，编纂成了一部《丝绢全书》。”

  两相结合，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一点点清晰可辨的细节，纷涌而至。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经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马伯庸抬手，把这桩丝绢案以不那么学术的方式整理了出来，成就了一篇非虚构。

  一发而不可收拾，接下来，马伯庸又写了《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胥吏的盛宴——彭县小吏舞弊案》《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最终汇集成了《显微镜下的大明》。

  六篇非虚构，马伯庸始终通过丰富的细节来呈现明代的基层政治，“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他相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趋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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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虚构，重视的是可信度。越是把笔墨的触角向历史的细节处延伸，马伯庸越觉得行文艰难。

  “刚开始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写不动。为什么？因为水平不够。写这个书，不像写小说，小说，你胡编就得了。所以我只能是咬牙，看原始资料，看论文，一边自学，一边找老师。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学习成长的过程。”

  马伯庸总结自己写非虚构的经验，在于对史料的精读。

  “单纯地多读，是很管用的，当你沉浸在氛围内，一直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慢慢地，你就会对它们形成给一个比较直观比较形象的认识。比如，读徽州文书，不能只读徽州文书，那样是看不懂的，一定要对大环境大时代，对明朝的典章制度、地方上的行为规则都要足够深刻的了解。甚至，不光是政治方面，还有军事方面、科技方面，还有书法的写法。”

  马伯庸花了大量时间，在核心地带外围兜圈子。

  “核心地带，就是一些事件。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些事件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也不会告诉你，他写这些事情是什么目的。但是知道了明代的社会规则，你就知道他写这些是有用意的。为什么写这句话，不写那句话，为什么把这件事要这么说出来，背后是有动机和意图的。”

  最终，当那些细节被排布得清清楚楚，当事件彼此的关系被理得顺顺当当，一幅栩栩如生的明代政治生态图景呈现在了马伯庸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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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微镜下的大明》里，最长的一篇是《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这篇非虚构，是将其他五篇关联起来的核心之作，也是整部书里最长的一篇。

  “在写其他几篇的时候，都涉及了与黄册有关的细节。黄册，也就是大明的档案，保存黄册的库房，就在南京玄武湖的梁洲。掌握了这些档案，就是掌握了大明所有的秘密。”

  三年前，马伯庸来到玄武湖，参观了玄武湖梁洲的黄册库。在那里看到一些以讹传讹的资料，再后来，又得到《后湖志》这本书，读完之后发现了许多与传说迥异的细节资料。

  “包括当时黄册怎么做的，用了什么样的封套，封套里面要掺什么东西。这些细节特别有意思，后来就越挖越深。本来就是写一个很短的文章，结果没想到，一千字变成了五千字，五千字变成了一万字，后来写到四万字的时候，我都觉得还没写完。那就敞开了写吧。”

  最终，这篇长达七万字的小长篇，成了《显微镜下的大明》里的扛鼎之作。通过大明王朝的一个冷门机构——黄册库，从建立到衰败的全过程，生动展示了大明基层政治垮塌的全过程。

  历史的小和大，使得六篇非虚构呈现出张力十足的美学结构。而惯于书写历史的马伯庸，在写完《显微镜下的大明》后，对历史的大和小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

  “小和大，并不矛盾。就像我们看一条河，当我们站在高处的时候，看的是一条河的走向，一条江的流逝。但是如果我们身子往下放，当我们站在河岸上，算是最低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的是每一个细节，河岸的转弯，河滩的深浅，看到的是这些东西。实际上，我觉得所谓历史的大，是由无数个小来构成的。”

  读懂历史的小，为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做传，《显微镜下的大明》，非虚构。

  对话

  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

  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读品：这样一部严肃的，甚至有些学术气学究气的作品，你设想的读者是谁？

  马伯庸：没有特别去设想，因为我的读者群一直就特别稳定，就是这批人。这批人可能是对历史会有兴趣，有一定基础，但是又不太能够去阅读这些枯燥的学术论文。我的责任其实就是承担一个桥梁的作用，把学者枯燥乏味但是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转化出来，通过翻译，通过转述，然后变成一个好的故事，告诉大家听。然后他们对历史学界的这些研究成果有一个认识，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读品：现在的作品风格，和以前的有很大差别，为什么会变化？

  马伯庸：以前的写作，会探索不同的地方，寻找不同的方式。我早前的文本，有的我现在读起来会觉得羞愧难当。但是再版的时候，我会保留那个时候的风格，诚实地告诉大家，这是成长中的一步。如果你看自己以前的东西，觉得很好的话，说明你没有进步，没有成长，这是很可怕。现在，我的技巧上日渐成熟了，但兴奋上肯定不如以前，是固定在一个方向努力。所以，为什么写这本书，除了我自己非常有兴趣之外，其实也是要打破自己的舒适区。作为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我希望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打破舒适区，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读品：《显微镜下的大明》其实是在解读史料，很扎实，以后还会写这样的作品吗？

  马伯庸：这个跟小说不一样，小说我原创就可以了，能自己编出来。这类书的话，必须有足够丰富的史料，然后，它有足够有意义的主题。等于说下回赶上了就出，赶不上那就写不出来了。

  读品：您的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电视剧的艺术形式会反过来影响小说创作吗？

  马伯庸：我写的时候，完全不会想着去改编，是没有负担的。读者是非常聪明的，你是发自内心地写，还是为了改编电视剧写，他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能够感觉到你的目的纯不纯。关键在于，电视剧的叙事方式，和书的叙事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是视听语言，一种是文艺的诗化的语言。这两种体系，可能外人看会觉得好像差不多，实际上，创作方式，写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也不可能按照电视剧去写书。

  读品：跟南京读者说点什么？

  马伯庸：我希望他们能多跟我说点什么。我写这本书，很多资料也是听朋友们聊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些线索，我可能都不知道去找这些东西。我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喜欢听当地人跟我讲一些事情。多听听，听多了，慢慢对这个城市有一个直观丰满的认识，不知道其中哪一条就成为新的灵感。

  读品：最近在写什么？

  马伯庸：还是在写小说，故事还跟南京有关系。我这次来南京，也实地考察了一些地方，都会在我小说里出现。

  马伯庸

  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银河奖得主，有“文学鬼才”之誉。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的谱系”，“文字风格充满奇趣”。代表作：《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草原动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