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网上看到一篇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家族的文章，说特朗普家族中都有一种迷之自信的传统，比如特朗普总认为自己比海军更懂航空母舰技术，他的女儿认为自己会成为总统，他的女婿大包大揽美国的外交事务等。文章中把这种明明不具备能力，偏偏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行为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

  “邓宁-克鲁格效应”也叫达克效应，指的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大卫·邓宁和贾斯汀·克鲁格提出。这两名研究者曾设计了一组实验，结果显示，那些低能力者表现的自我认知偏差最明显，他们无端自负，认为自己超出凡俗。无能的人常常沉浸在自我营造的优越感之中，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并非只有那些富可敌国掌握国家权力的才会这么傲慢自大，自视甚重，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实际上，这种达克效应几乎可以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体现，每个人在某个特殊时刻，要么利令智昏，要么被感情蒙蔽了头脑，都会丧失理性的判断，觉得自己瞬间无所不能，可以让面前的问题迎刃而解。

  本周我极力推荐的新书就与此相关，美国学者托马斯·M.尼科尔斯写的《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尼科尔斯在书中开宗明义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通往无所不在的手机和网络，人们有最便捷的渠道获取大量的知识，但是却有这么多人抗拒学习任何知识，就连知识分子也在诋毁智识的成就，拒绝专家的建议。他甚至不无担忧地说，恐怕我们正在目睹专业知识理想国的消亡，专业人士与外行、学生与老师、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线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的世界里日益坍塌，我们每个人都梦想成为自己的专家，对专业知识的推崇正被面目可疑的信息洪流垄断。真正的知识被随时刷新的信息洪流淹没了，掺杂在种种杂质中间，无法分辨和取舍。

  尼科尔斯担忧的是美国，但他说出的事实却是普遍的，全球化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去医院看病不相信医生，去学校学习不相信老师，买股票不相信股票分析师，买房不相信专业人士的推荐，健身不相信教练，管理财务不相信理财，就连出门打车也觉得司机故意绕远路晃点我们，对了，在出租车上你经常会发现，每个健谈的出租车司机都会对社会上各种问题侃侃而谈，他们的自我认知不是开出租车，而是管理这个国家的大大小小的方面。我们总觉得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并不具备专业的技能，我们更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百度来的信息，相信自己的手机，甚至相信自己所谓的直觉判断。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专家了呢？

  尼科尔斯根据美国的现实分析了这样几种原因，比较明显的是网络的出现，但是网络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原因，还有教育、认知差异、媒体误导、记者行业的缺席，当然，还有专家自身的原因，民众自身的原因，“专家有教育的责任，选民有学习的义务”。专家当然不可能永远正确，如何判断一个专家的言论是否有用，就是需要大众学习的地方。专家的责任在于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他要做的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说出肯定的话，而大众的义务是分辨何谓真正的知识，并知道在何种情况下相信他者的判断——信任的缺失是反智主义的一大诱因。过去，公共知识分子会努力把重要的问题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但是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却退回到自己的小圈子里，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而大众并不去学习和追问，只是想争论——想证明专家都是笨蛋，只有自己才是最聪明的。

  其实，我们社会中对专家的失望并非这么容易判断，据我的观察，社会上弥漫着对专家的不信任，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专家的很多言论不是出自专业的判断，而是出于对权力的推崇和畏惧。为了成为权力或者利益的代言，专家不惜发表那些违背常识的论断，透支了大众对专业人士的最后一点耐心。当我们无法信任别人之后，我们只有勉强相信自己，这大概也是一种无奈吧。

  ■好书试读

  我的演讲，将从接近西方文学传统源头之处开始。这里有史上首个被记录下来的，一个男人叫一个女人“闭嘴”、禁止她在公共场合发声的案例。我指的是大约三千年前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开篇那不朽的一幕。现在我们倾向于认为，《奥德赛》是讲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在归家途中历经的奇遇和史诗故事，而这几十年里他的妻子佩涅罗佩忠贞地等待着他，并勉力抵御众多求婚者的进攻。

  ——《女性与权力》

  [英]玛丽·比尔德

  天津人民出版社

  我蹲伏在一棵圆果杜英树的板根后面，通过枝叶的缝隙观察。在这座雨林的地面上有一小片光线斑驳的区域，里面有一只鸟。它的大小有如鸽子，但羽毛是蓝黑色的，焕发着光泽，眼睛是亮紫色的。它的身后有一座用树枝搭建的典雅的小亭子，高度约有1英尺，由两面平行的拱墙所组成，而这两面墙则是由笔直的枝条构筑而成。亭子整体看起来倒像是某个孩子搭建的一座圆锥形玩具帐篷。这只鸟四周的地面上散置着各种色彩鲜艳的物品，在它们底下那层暗黄色树枝的衬托下，显得异常醒目，仿佛在林内这暗淡的光线中熠熠生辉。

  ——《鸟类的天赋》

  [美]珍妮弗·阿克曼 译林出版社

  事后，好像所有人都记得当时的情景，无论是楼层的侍者，电梯里的两位年长妇女，还是四层走廊上的那对夫妇。他们说，那个男人身型巨大，而且大家都提到一种气味：汗味。科里尼乘电梯到了四楼。他搜索着房间号码，找到了房号400，“勃兰登堡套间”。他敲了敲门。

  ——《科里尼案件》

  [德]费迪南德·封·席拉赫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