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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君子异于人者在于他保存了良心。我们已知，人与禽兽的差别在于人拥有良心，而禽兽没有。孟子认为，君子正是将良心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据，也就是说，君子是将良心规定为性或说人性。在明确了人与禽兽差别的基础之上，孟子又进一步讨论了君子与一般人或说一般百姓的差别问题。在孟子看来，君子之所为君子而表现出不同于一般的最根本之处就是在于君子能够保存住作为人性的良心，而一般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孟子在《孟子-离娄下》有以下两句最著名的论断。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这里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君子与一般人或说一般百姓之所以不同，原因就是在于对于人性或说良心持有不同态度：君子保存良心，一般人丢弃良心。于是儒家就是借助君子这一主体将人性大大高扬，将良心大大光扬。

  在孟子看来，尽管良心是包括了怵惕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所谓的“四心”，但是，如果我们足够留意的话，孟子在论述四心的时候，特别反复提到的乃是第一个心，并使用了多个不同的概念来表示它，这个心就是怵惕之心、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怵就是恐，惕就是惧，恻和隐就是悲痛、可怜。所以说，怵惕就是恐惧害怕的意思，恻隐就是悲痛可怜的意思。什么叫不忍？就是看不下去，就是可怜、怜悯、同情。有记载，战国时期的齐宣王因为看到一头牛意识到自己将被屠宰后而感到恐惧战粟的样子而看不下去（“吾不忍其觳觫{音hu su}”），决定以羊易之。孟子认为齐宣王这样的举动“是乃仁术也”，即这种不忍心正是仁慈的表现呢！所以孟子得出以下结论“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是说，君子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们活着，便不不忍它们死去；听到它们哀叫，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远离厨房。汉代贾谊在《新书-礼篇》也指出：“故远庖厨，仁之至也。”对于动物之生死，君子都有一颗怵惕恻隐不忍之心，更何况对于同类的人了。救死扶伤乃是人的良心使然，在这里有的只是不计名利，超越利害的至善的良心。怵惕之心，恻隐之心，不忍之心乃是仁德的开端，只要呈明此心，仁德当会产生。君子有此心当有此仁德，当会依仁而行事矣。

  孟子这一思维逻辑在明代思想家王阳明那里得到了非常好的贯彻和发扬。王阳明尤其注重对产生仁爱之德的人性基础性的强调。他实际上非常明确地指出那就是良心所具有的第一种“心”，即“恻隐”“怵惕”“不忍”之情感也。王阳明谓之“真诚恻怛”。他说：“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悌，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的整个论述是紧紧围绕“真诚恻怛”四个字来进行，而“恻怛”又恰恰是孟子的“恻隐”“怵惕”“不忍”之心的同义语。“它”是仁德的产生的人之心性的根据。“恻怛”是每个人“天生”的，“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的“存在”。所以对“恻怛”这一人之真诚的心性情感的正确把握遂成为理解君子思想实质的关键所在了。

  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看到“婆婆”伛偻着身躯艰难地为“我”带孩子，为“我”做家务，我“心”顿生“恻怛”“可怜”“同情”“不忍”之情，想到了“婆婆”这么辛苦实际上都是为了“这个家”，即便她有些“缺点”和“不足”，我当不计较，感动她的所为。有如此“良知”发动，你一定能改善“婆媳”的关系。同理，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对人民的困难、疾苦，我“心”顿生“恻怛”“可怜”“同情”“不忍”之情，当你处于这种“知”了的状态，那必定会“行”的，因为你看不下去，因为你于心不忍，因为你忧伤悲痛。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源处，即“吾心良知”之“恻怛不忍”处入手。也就是说，张口不行（空谈），进脑也不行（识理），只有入心（动心）才行。当然，能够做到这些的，其前提一定是君子，一定是保存着这一真诚恻怛的良心。

  由此可见，我们在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对象和问题之上，而君子和良心正是这一具体的对象和问题。而要成为君子，保存良心，呈明良知当为第一要义。所以，在整个社会中以及在党员中提倡君子文化的现实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那么，君子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保存此心此情呢？答案是以仁为主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