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后作家中，郭爽出道不算早，但起点颇高。2016年辞职专业写作的她，第二年即凭小说《拱猪》拿到了“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50万新台币奖金，让她摆脱了“失业”的困窘，也让她怀有一份真的可以靠写作为生的笃定。近日，郭爽来到南京，与批评家何同彬对谈非虚构故事集《我愿意学习发抖》。该书源于她参加的一个德国写作项目“无界行者”。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写作计划完成时，她尚是个无名之辈，找不到愿意出版这些书稿的机构，但当她获奖后，出版商们主动找她，问她还有没有新作品。这让她感受到世界的一种“现实”。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见习记者 张垚仟/文

  牛华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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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拥有“职业作家”这个身份之前，郭爽做了十年的媒体人。

  从厦大中文系毕业后，带着一份理想和憧憬，她来到广州一家媒体跑突发新闻。这个世界的真实和残酷，一下子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她的面前——

  “医院病房里躺着一个男人，奄奄一息。那是一个环卫工人，因为阻止小偷偷东西被报复，全身被刀片割伤了，两天后被发现时，已经浑身散发着恶臭。这种对你的强刺激，让你必须去面对这个世界。”

  记者的经历拓宽了郭爽的生活阅历，也赋予她接近陌生人的捷径。

  “在做记者之前，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生活经历比较封闭的人。做记者，突然给你打开了一个渠道。要完成你的工作，就必须跟陌生人交谈，不管这个陌生人是有钱的、有名的，还是一个卖菜的。这种强制多了之后，人反而会松弛。你在面对不熟悉的东西的时候，可以很自然地忽略掉自己，不会强调自我的存在感，你可以相对容易地去了解别人。”

  出生于贵州一个公务员家庭的郭爽，从小接受的是主流的教育方式——好好读书，念一个好大学，去大城市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郭爽也是如此按部就班地度过了她生命的前三十余年。

  “我为什么必须离开我的父母才能成为我自己？我在父母身边就不能成为我自己吗？其实我可以过一种更自然的、而不是那么挣扎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在北上广生活很痛苦。”

  她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她去应聘了香港一个社会福利组织，面试时一切都已经谈妥，对方问，“你确定吗？你一旦来了之后，你可能要花另一个十年来做这件事情。”郭爽没有马上回答，回到广州之后，她写了封邮件告诉她，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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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爽的父亲喜欢阅读，是一个有些文艺的人，虽然并没有真的认为女儿能靠写作为生，但还是对她的决定表示了支持。

  在郭爽面对工作变动的同时，她的父母也在步入老年。她希望通过写作去理解父母、书写父母那一辈的痕迹，因而有了《正午时踏进光焰》这部小说。

  在去年出版的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中，郭爽细腻地呈现了日常生活中小人物细碎的命运。卡夫卡在《箴言》中写道：“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恶均和其有关，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而郭爽有耐心对待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并试图去打破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壁垒，深入了解被书写者的内心。她的这种耐心延续到了她的第二本书《我愿意学习发抖》。

  这本书源于郭爽参加的一个德国写作项目——“无界行者”。这个项目鼓励德国的年轻人去中国调查写作，同样中国的年轻人也去德国写一些关于德国的东西。郭爽提交了申请，《解锁格林童话，一个中国80后的寻找》这个项目让她成为当年拿该奖学金的五个中国人之一。

  郭爽的家庭是一个中国式“移民家庭”，从东北到西南，从大家族到小家庭。没有亲戚陪伴的郭爽，童年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童话是我父亲买给我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童话的阅读对我非常重要，给我积累了一些非常远但是很真实的想象。”

  “从读大学就开始在外面，小时候的很多记忆都开始逐渐远去。我很想做这个和自己童年深层记忆相关的寻访。我要去德国找那个童年的自己。”

  但是想象中的世界注定不能在现实世界扎根，干枯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没有带给郭爽想要的东西。“如果没有人的情感与声音，故事注定干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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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在郭爽第二次回到德国时发生了转机。

  朋友特蕾莎的遭遇让郭爽的情感遭受了巨大冲击。特蕾莎从未离开家乡，而她的家族已经在那个小镇居住了五百年。安定，美满，生儿育女的平静一生，是郭爽初识她时的想象。特蕾莎却着迷于《幸运的汉斯》这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关于一个失去了一切的人，如何是一个真正的幸运者。故事给予人的安慰，往往在于隐喻。当特蕾莎亲口告诉郭爽，其实她眼见的美满生活并不存在，自己已经离婚并独自抚养女儿时，郭爽的痛苦无以复加。

  跟郭爽一路在交谈的那些“大人物”相比，特蕾莎是个普通人，一个个在故事里投注了幻想与情感的普通读者。而故事的世界，则因为她的相信和盼望，给予她前所未有的安慰。

  一种强烈的冲动让郭爽决定，要为特蕾莎写点什么。当这个故事写完后，之前的写作标准变得可疑。郭爽觉察到，自己忽略了身边真正重要的事。每个擦肩而过的路人，都怀有生命隐秘的欢乐和痛苦。如果我们对他人的揣度和判断往往是错误的，那么，要如何才能去靠近真实？

  郭爽的寻访彻底变成了随波逐流。像一个长居德国的人那样，每天去餐馆吃饭、跟邻居聊天、听音乐会、毫无目的地散步。

  郭爽遇见携带着故事的人，试图进入他们生活的细部，写下了这本《我愿意学习发抖》。我们能够在这本小说中看到德国普通人对二战以后传统价值观的思考。

  “失去铠甲的人，如何赤身走在旷野里。失去信心的人，如何再度相信。故事与想象建构出来的王国，到底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秘密。”我们应该如何构建自我？在这本书里，也许能够找到答案。

  对话

  真正写作的年轻人

  声音越来越清晰

  读品: 你觉得80后这一波作家，在写作上有什么异同点？

  郭爽: 80后在期刊上能发表的作家，我觉得可能至少有一百个。人们都在总结冒尖的这些作家的异同点，但我觉得要再等十年看看。一个作家写什么，尤其是还这么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跟他在意或者想要去守护的东西有关，有些东西破碎掉了，但是不想让它破碎，才会去写作。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和他们的经验有关。

  读品:你觉得80后作家他们有什么比较独特的成长经验？

  郭爽: 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还没有被写得太多。现在的年轻作家，似乎都在写一个逝去的年代。我觉得80后是非常强悍的一代，那种强悍在慢慢浮现，强悍到他可以去写父辈，就是我愿意先把时间给你，然后我自己的世界等一等。

  比如说独生子女，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英国有个作家叫杰夫·戴尔，他是独生子，在英国社会，独生子是比较罕见的，他作为一个多子社会中的独生子，感受孤独无助。但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也很奇怪。首先是家庭内部的失重，像《拱猪》里面的母亲对女儿过度控制，而过度控制是因为我只能控制你，你是我的希望。长大之后，结构不平衡就更严重。父母一旦老去，四个人一起老，那种下坠的力能抓住两个人。再过5到10年，这个问题会非常严重。如果这两个又不幸在多子政策下生了二胎三胎的话就更可怕了。我觉得这样子很可怕。是要写这些东西，它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些日常和生活，为什么生活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每一代人的经验都不会无聊，可能因为一无所知，才会有一些傲慢和偏见，说80后贫乏或者怎么样。我觉得80后的经验很有意思。反正我自己的阅读里，出生于80年代或者90年代的作家在未来有可能跟世界接轨，因为他们的写作也好，水平也好，都不差。因为我们被商业误解了太多年，现在似乎才有了一些空间，让真正的在写作的年轻人开始出现，他们的声音会越来越清晰。

  读品: 谈谈你的阅读，你喜欢的作家或者作品，重温次数比较多的。

  郭爽:契诃夫、莎士比亚，我喜欢欧洲传统的文学。中国对我影响很大的是古诗。中国人的情感都蕴含在古诗里。中国人和他们的汉语特别模糊。比如说“两个黄鹂鸣翠柳”，就像写意画一样，点两笔。我们的审美不是那么准确，也没有复数形式，然后时态也是那么模糊。我们的时间也是。所以我写得越多之后，就越对汉语的这种微妙感，或者是语言背后承载的精神空间会去想比较多。欧洲的作品是人文立场上的启蒙。

  郭爽

  出生于贵州，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就职于南方都市报等。于广州《新快报》、香港《信报》开设专栏，作品发表于《收获》《当代》《上海文学》《单读》等文学杂志。2017年小说《拱猪》获台湾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2018年小说《鲍时进》获第二届“山花双年奖·新人奖”。著有《亲爱的米亚》《正午时踏进光焰》《我愿意学习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