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已被写进了当代文学史的一拨人，牙医余华、裁缝残雪、邮递员孙甘露，因职业身份特殊，在“80年代先锋作家群”中形象鲜明。其中当过十年邮递员的孙甘露，以超强的文体实验性，似乎在先锋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彻底。他的《信使之函》和《我是少年酒坛子》被编进了教材，过了30年还在重印。但他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发表新小说了。

  两周前，孙甘露来到南京，参加第二届“青春文学人才计划”评审，又到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当代作家研究基地给学生们上课。间隙之中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他回应了“为何写得这么少”的问题。

  他说，作为写作者、文学工作者、文学活动推广人，他没法在众多角色中自己刻意去挑一个身份，“事情来了就得去做，没的选”，但他强调，“不是说我很勉强地在做这事。不是的。我愿意做这些事。我觉得为大家做点事情是应该的。”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文 牛华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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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去上海，如果没去思南公馆的读书会，会显得特别没有腔调。这处新崛起的上海文化地标，是孙甘露和同仁们一手打造的。

  2014年2月15日，王安忆走进思南公馆，第一场“思南读书会”就此开启，从此以后，每周六下午准时相约，迄今已经持续了三年。

  李欧梵、刘恒、格非、韩少功、贾平凹、陈思和、毕飞宇等华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奥地利重量级作家彼得·汉德克，法国哲学家夏尔·佩潘等海外作家、学者都曾来此交流。

  奈保尔在上海度过82岁生日，“诗歌之夜”上千个读者的热情让他惊叹。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把他在这里的经历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骨钟》，“我们从来没想过任何文学作家拥有如此规模的热情粉丝。”

  2017年2月25日，“思南读书会三周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综合性大型文学双月刊《思南文学选刊》正式面世，孙甘露任主编。

  将阅读活动日常化、常态化，是孙甘露这些年倾尽全力在做的一件事。沪上媒体干脆称他是上海文学活动的“带头大哥”。

  对此，孙甘露说：“无论思南读书会，还是《思南文学选刊》，实际上都是从上海书展延伸出来，是政府在支撑。”

  2011年，上海书展增设“上海国际文学周”环节，孙甘露任总策划。由于书展现场比较嘈杂，不太适合进行深入的讨论，所以考虑搬出来，第三届就把文学周的作家交流活动放到思南公馆。

  做完后，作家和媒体都感觉不错，就考虑做一个常态化的读书会，一周一次。几年下来，思南的读书活动已经应接不暇，一周两场、三场都属正常。

  到今天，国际文学周已经做了9年，思南读书会是第6年，两年前又创刊了《思南文学选刊》，它们都是整个序列上的一环。后来几家单位又合办了思南书局，还开了书店。

  “我认为南京也一样。本地的作家、学者、研究者就很多，每年过境的、来访问、来开会的也很多。如果我们能有这个便利和资源，把它汇聚起来，为什么不能分享给社会？”孙甘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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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2018年，可以说是长篇小说“井喷年”，一些重量级作家的大部头作品纷纷面世。

  一直有传言，孙甘露在写一部新长篇。就在去年年初，出版社还放出消息说，这部小说有望年内出版。但靴子迟迟没有落地。

  对于还在写作中的小说，孙甘露不愿多谈，“因为你很难谈论没有完成的东西，写作过程中你的想法也在变化。”

  同行的作品他倒是看了不少，李洱的《应物兄》、韩少功的《修改过程》、王安忆的《考工记》，他都比较关注。一方面，这些年参与评审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必须关注；另外身为写作者，即便不参与这些事情，也是要读一读的。

  孙甘露职务身份特别多，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浦东新区文联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思南文学选刊》杂志社社长……

  大量的事务性工作挤占了写作时间，“为什么写得特别少”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有了答案。“你在机关上班，人财物都是非常具体的事情，谁要请病假了，印刷费用要涨了，做活动邀请什么人，要到哪里去，还有大量的会议……”

  1986年，孙甘露发表成名作《访问梦境》，随后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使他在马原、格非的叙事美学探索，残雪的冷漠人性挖掘之外，呈现先锋小说的另一种维度——小说语言美学的实验。

  王朔说：“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陈晓明说：“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不管人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都有必要读一读孙甘露的小说，否则，人们不能说领略到当代中国小说的最险峻的风光。”

  不过，这位铸造了“最险峻风光”的人，自2003年《忆秦娥》之后，有十多年时间没有发表新小说了，虽然这期间他有不下五六种散文随笔面世，但人们还是期待“先锋小说家”孙甘露的再一次出手。会不会感到压力？“不会有。如果我要那么在意，那我肯定就不做别的。”孙甘露回答得很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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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孙甘露在爱马仕男装发布会上“走秀”，轰动了上海滩。当时他任《上海壹周》总策划，得以有近便机会深入时尚圈。

  “当时有一批作家要挂职，去不同领域深入生活。上海洋山深水港那会儿在建设初期，也曾联系过到那边去挂职。但是因为要照顾父母，去那边不方便，就没去。”所以，成为媒体人，也是挺偶然的一件事，“并不是刻意地要去了解”。

  但孙甘露对这段经历很看重，“它拓宽了你的视野，让你对报纸的生产流程有了解，你也能接触到各种原先接触不到的领域。”而且，编报纸对广义的写作来说，也是很好的训练，“给报纸写稿，跟你自己在那写，完全不一样，可以让你反观你的写作。我甚至建议有志于写作的人都去当一段时间编辑。”

  2013年年初，作家赵长天病逝，孙甘露接下了好友的担子，任《萌芽》杂志社社长，虽然有过多年媒体经历，但对于这份老牌的青年刊物，孙甘露坦言还是有挑战。

  上世纪末，《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作家，一出道便万众瞩目。但在文学变得边缘化的时代，刊物的造星功能似乎也在减弱。“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20年，不可能20年一直那么轰动。所谓轰动性、震惊性，肯定就是阶段性。另外，从90年代到今天，因为传播方式的改变，最具震惊效应的，实际上都是些娱乐人物，或者说某些领域人物的娱乐部分。”孙甘露认为，在今天，文学成为相对边缘化的事物，其实才是文学的常态。

  “赫尔岑说，什么东西最流行？感冒最容易流行。现在，媒体太多了，资讯也太多了，人的注意力转移得太快，你看网上那些新闻，第二天就被别的东西给覆盖，更不要说一个严肃的写作，还要被辨认、被研究、被传播。作协也好，出版业也好，期刊也好，包括媒体，都在不断地关注、传播、宣传（文学），实际上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孙甘露说。

  当文学不再深度介入公共生活，不再被当成人们精神生活必要部分的时候，投身于文学推广这样的实质性工作，在孙甘露看来是责任使然，也必有意义。

  对话

  “先锋”不是一个帽子

  你戴就不拿下来了

  读品：评论认为，格非、马原这些你当年的同道们，在写作上纷纷转向传统和写实，你是怎么看的？

  孙甘露：其实你细看他们每个人这些年的写作也很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我觉得几个方面，一个是个人的选择，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很不同。你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转向现实主义的。跟年龄也有关系，年轻时候看问题、看文学、看写作，跟你60岁了再来看，完全不一样。而且80年代这些作家写中短篇写得多，现在长篇写得多，长篇、短篇对写作的要求也不一样。从里到外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很自然。

  读品：这个时代还需要“先锋”吗？

  孙甘露：先锋永远需要的，并不是说只是某些人是先锋，就一辈子是先锋，或者说，只是你们这些人是先锋。“先锋”不是一个帽子，好像你戴就不拿下来了。不同时代的人，所做的工作，方向也不一样。在这个时代，“先锋”是以这种方式来做的，换了一个时代，可能是在探索其他方面。我觉得这工作实际没有停止过，很多年轻的作家也都一直在不同的方向上做努力，可能跟80年代的方式不太一样。不是说只有80年代这批人写的这些东西才是先锋文学。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或隐或显，它一直是存在的。

  读品：现在还有“先锋作家”吗？

  孙甘露：我们谁敢说自己是历史的终结者？没人敢讲这个话。我觉得可能性永远是存在的，只是这个时刻还没到来。他们也没有必要写那样的作品。他们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我觉得真正有创造性的作家，不可能跟前人是一样的，他不可能做你做过的事情。当然从你的角度讲，他们在文体上或者实验性上不像当年那样鲜明。但这个年代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应运而生的。80年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这些作品本身面貌各异，但是它肯定不是作为对后来文学的一个规范性的一个力量。

  读品：为何花那么多精力在读书会上？

  孙甘露：岸边的灯塔就伫立在那儿，这是它的职责和使命，人们在漆黑的地方看到航灯，有指示航道和抚慰人心的作用。或者走夜路，在山野看到远处有灯光，有人家，心里就定了，我觉得读书会起的就是这种作用。

  作家写作本身是很孤独的事，也需要安静，但写作的潜在内涵是跟人交流。读书会也好、出版也好、发行也好，跟读者见面也好，都是交流。现在买书这么方便，为什么要去书展？为什么去读书会？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工具、传播方式什么都会改变，但有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人跟人要见面，许多隔阂就是靠见面消除。文学主要的功能还是人心，不是竞赛，看你跑多快。

  孙甘露

  1959年生于上海，1986年发表成名作《访问梦境》，随后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先锋派”。现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浦东新区文联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思南文学选刊》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