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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3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下一篇 4 >>现代快报网
沈书枝:还顾望旧乡
  《拔蒲歌》
  沈书枝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2月

  从第一本散文集《八九十枝花》开始,到后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集《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再到最近出版的新书《拔蒲歌》,沈书枝一直都在书写皖南的故乡:写故乡的物候、草木、饮食,写于乡村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不过,对她而言,故乡并不仅是她在北方安家后的“精神乡土”,更是她的肉身依旧经常往返的实体存在,“直到现在,乡土的自然也仍然在滋养着我,每次回家,看到熟悉的花草树木,心里都感到充盈”。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还顾望旧乡

  《拔蒲歌》的书名源自南朝民歌《拔蒲》:

  青蒲衔紫茸,长叶复从风。

  与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

  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蒲草是沈书枝喜爱的植物,风过时,它们在水边齐齐摇动的身影能够唤醒她对于年少乡村生活的忆念。古代文学硕士毕业的她自然也十分熟悉《拔蒲》的情歌意味,其中包含着大胆又深重的热情,不至于过度外露,却直白可爱。在她眼中,风景与情爱的交织是民间歌谣最为动人之处。

  从皖南到北京,漂泊在外的经历赋予了她重新审视家乡的视角,也造就了写作时频繁采用的“回望”姿态。散文集《八九十枝花》是沈书枝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从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孩子视角出发作怀乡记录,后继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则更加关注现时与过往、家乡与他乡的对照,以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为切入口,记述了几十年来一家人的生活变迁与姐妹五人的生命历程。《拔蒲歌》是沈书枝的第三部作品,收录了她从2013-2018年五年间所写的散文,情绪与内核仍是“还顾望旧乡”,时间线已蔓延到现今。

  《拔蒲歌》以《儿童的游戏》为开篇,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下常见的儿童游戏做了一个简述,其后分为三部分“红药无人摘”“瓜茄次弟陈”和“与君同拔蒲”,分别从野草花树、皖南吃食以及乡村人事三个日常气息丰盈的角度出发,书写北漂异乡人眼里的“南方家乡”。沈书枝说自己想要传达的并非城乡对立的流行观念或是抱憾缅怀农村图景的消逝,“乡愁”与“回归”也不是她创作的关键词,节制的书写之中既有日常风物的美好,也有乡野生活的艰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沈书枝的文字多以“绵密贞静”和“情感克制”为人称道,她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令人印象深刻。《拔蒲歌》的辑一“红药无人摘”即检点从前乡下的野草花树。她说,“如果真正认识了一些植物,就会知道我对身边植物其实不过停留在很入门的水平,我从小在乡下长大,自然会熟悉一些植物,但只识得地方土名”。虽然沈书枝自称“只识得地方土名”,她曾在网上抄录过自己喜欢的周作人的《野草的俗名》一文,该文记录多种花草的绍兴土俗名,兼以作者自己的儿童经验作旁注。在周作人看来,这是“民俗志的好资料,可见平民或儿童心理,不单是存方言而已”。在《拔蒲歌》里,沈书枝同样细致地描写了童年在山间常吃的红果子“糖罐子”(金樱子),还有那些“极平常”的花花草草:喇叭花(牵牛花)、指甲花(凤仙花)、洗澡花(紫茉莉)、蜀葵(端午槿)……

  曾有人在文章中总结道,在近年来的散文写作中,植物散文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面向,写到植物或者说是自然万物的时候,“行文都会更加从容而气壮,而显出超越个人哀乐的微妙的想象力”。谈瀛洲的《人间花事》、舒行的《山里来信》等都是其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把沈书枝的乡土写作划入植物散文中似乎也适合,但又不限于此。不过,关于自然、植物和故乡的写作当然不是一个新的写作方向,不少作家都尝试记录过一年中居住地的花木和物候的变化。

  婉转的情歌意味

  很多读者都能看出沈书枝的“师承”,说她的笔法有废名、周作人的影子,又受到了沈从文、汪曾祺的影响。沈书枝也坦言,自己之所以对风物散文开始感兴趣,完全是因为大学时读周作人的结果,“意识到了乡土的意义和价值”。作为古代文学的硕士,她亦同样接续了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有着对“传统诗文的深切体悟和掌握化用”。沈书枝说,“我写散文时其实很少引用古诗词,古代文学对我的影响可能比较难一眼看出来”,但在字词的选择上,她很感激专业的滋养;另外,专业对她的影响大约则是一种对古典情致的偏好,比如这本《拔蒲歌》的书名,即来自南朝的民歌:“青蒲衔紫茸,长叶复从风。与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她很喜欢其中“婉转的情歌意味”。虽然自己写的并不是情歌,但她还是“希望那种摇曳缠绵的风致能够浸入其中”。

  废名同样是沈书枝特别偏爱的作家,“他的作品尤其使我感觉难得的一点是童趣的保留。他是一个爱护儿童的人。这一点周作人也是,但周作人的文章更偏于理论的阐述,而废名则是在描摹自己做儿童时的心理,并给予理解、同情”。沈书枝很受这一点的触动,想在自己的写作中也做到这一点,“在我国,即使是现在,儿童的心理需求还是常常被忽视的,很少有大人真的把儿童当作平等的对象来沟通”。

  如果说沈书枝的乡土写作有什么特殊之处,或许是即使在她写完以“在北京定居”为内容的《安家记》之后,她在身体与灵魂上仍和南方有着割不断的依恋。她与乡村和城市的关系是共生共长、不断变化的:从《拔蒲歌》开始,“环顾望旧乡”之书不但包含过去,也写及现今,相信将来它们依旧会是值得开掘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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