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22日，时年35岁的莫砺锋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老图书馆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到场旁听的师生有300多人，九位学术界的重量级老先生担任答辩委员。第二天，央视新闻联播转播了江苏电视台对答辩的报道。这场答辩宣告着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的诞生。
近日，《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10位“新中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首位博士”为主要采访对象，书中访谈的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等十位学者，如今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国内各自所在领域的顶级学者。随着他们的口述，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重建与复兴历程在读者面前铺陈开来。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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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生无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开山大师兄》一书的作者许金晶、孙海彦做过资料分析，全国各个专业的第一位博士大都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大学生，以1977级、1978级为多，许多人都是40后、50后，或者上过大学，之后却由于“文革”无法从事其专业，或者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普通教育，靠自学成才。他们的命运都是被读书改变。
1977年，在安徽泗县插队的莫砺锋考入安徽大学外语系。仅仅过了一年多，他提前参加考研，由于考南大的英语专业研究生需考第二外语，而安徽大学外语系的第二外语课程当时还没有开设，莫砺锋只好改报南大中文系。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那一年的招生方向是唐宋诗歌研究，正因为莫砺锋在农村时背了好几千首唐诗，他心想可以试一试。果然，1979年9月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师从程千帆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后又拿到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第一位文艺学博士罗钢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他读小学五年级，初中毕业时艺校招考，他因为会拉小提琴就被招了进去。一次下乡演出，他在观众席捡到一本书，是高尔基的《在人间》。罗钢那时候也在高尔基十六七岁的年龄，他想着人生不能这样浑浑噩噩地活着，总要读点书，做点事。只是那时候找书很不容易，图书馆都封闭了，刚好有个朋友的父亲在省图书馆工作，这才开了后门借书看。因为这段读书的经历，他在1973年考上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工农兵学员。等到1978年开始招研究生，罗钢也顺理成章地考上了。
第一位世界史博士钱乘旦1968年去农村插队，1973年到南师大考上工农兵大学生，念外语系英文专业。当知青的那些年，钱乘旦读书非常多。政治经济学、哲学、逻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等等，有什么看什么。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都是插队时读的。
1978年恢复高考时，钱乘旦已经从南师大毕业，去问能不能参加高考，被告知已经读过大学，所以不能报考，过了两年恢复学位制，钱乘旦决定去考研究生。翻到外语类的最后一页，紧接着就是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要求考三门课：历史、外语、政治。他在农村读了历史，在南师大学了外语，政治书也读过，就这样进入了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
“那个时候读书真的是非常珍惜时间，我们这一代读书可能基本上是为读书而读书。”第一位中国戏剧史博士胡星亮说，他们那时候读书没有功利色彩，读书就是想读书。那时候，胡星亮把南大能翻到的戏剧书都翻阅了，后来有人看到当年书后面的一个卡片，很多人都以这个来教育学生，你看看这个胡星亮看了多少书。
如饥似渴的学习，让他们追回了逝去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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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在为《开山大师兄》撰写的推荐序中所说，“这个不幸却又幸运的群体匆匆从各行各业进入到一个百废待兴、荒芜多年的学术领域。幸好还有一批年逾古稀的老先生，他们虽然也屡遭劫难，多年业务荒疏，但好在基础扎实，宝刀不老。相隔30多年的两代学人在80年代交集，共同演绎了一段中国学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上的佳话。”
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大师兄们有着基础不好、年龄偏大、外语水平不高等先天不足，但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了一批大师级的导师。在诸位大师兄的口述中，都对自己的导师有着浓墨重彩的回忆。
莫砺锋原本没有设想过一辈子要来做文学这一行。考研究生是临时起念，查招生目录看到了程千帆的名字。到南大读研，程先生成了他的领路人。
在莫砺锋的记忆中，程先生带他的方式有一点像手艺人带徒弟，还请了三个老师做助手，等于四个人管莫砺锋一个人。所以莫砺锋一直和他的学生说，你们现在很轻松，一个导师带好多学生，而他那个时候，四个老师带一个人，他被老师们管得死去活来。
古代文学的特点是读典籍和古书。程先生主张从先秦读起，从《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开始一路读过来，读到《昭明文选》。然后每本书都分派给一个老师来指点，比如《文心雕龙》是吴新雷老师管，《史记》是周勋初老师管。程先生的治学、为人给了莫砺锋巨大的影响。“1977年高考的时候我只想离开农村，给我一个出路，什么都可以的。但是程先生用他一生的经历告诉我，古代文学研究还是有意义的。后来我留校任教，就开始干这一行，一干就干了半辈子。”他说，如果学生真的能从他这里学到一点什么，就像他们当年在程先生那里学到一点什么，最主要的是到他家里去谈话。他现在是每两周一次雷打不动跟研究生座谈，讨论读书中间的问题，一谈就是半天。
胡星亮特别感谢的是博导陈白尘先生和董健先生，让他一进南京大学读博，就参加了《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写作，直接以写书来做学术训练。在写了几章之后，他就非常快地进入现代戏剧史的领域。他说，陈先生那一代的学者不像他们今天带博士一样，他主要是思想的启发，作为田汉的嫡传弟子，陈先生很自然地把“五四”的戏剧精神、学术精神、现代意识灌注到学生的头脑里面，他有一种思想引领你的学术的发展，这是对胡星亮影响最大的。
董健先生当年是博士生副导师，他和胡星亮说的几句话也让他记忆深刻。“工人是生产机器的，农民是生产粮食的，学者是生产观点的，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
与多数首位博士是恢复高考后读本科不同，葛剑雄是1978年直接报考研究生的。之所以报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方向的研究生，与他的老师谭其骧先生有关。葛剑雄还记得他念初中时，一个历史老师曾经给他讲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教授在编《中国历史地图册》。葛剑雄当时就感慨，这本书不得了，可以把历史都画成地图。报考研究生时，葛剑雄直奔谭先生的历史地理专业而去，尽管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专业到底是研究什么的。
葛剑雄第一次与谭先生见面是复试的时候，复试完要面试，但是当时谭先生住在医院里，在病房里他们有了第一次见面，后来入学后谭先生又住院了，于是第一次给学生开课是在华东医院接待室。一次葛剑雄写好一篇文章，拿到医院去给谭先生看，谭先生正在针灸，头上扎满了针，但是谭
先生说没关系，照样跟他谈一些问题。
谭先生和他的老师顾颉刚曾经留下这么一个佳话。谭先生下课后和老师说你这个东西讲错了，结果顾先生鼓励他写生材料，跟他讨论，讨论完了把双方来往的四封信作为补充教材印发给每个同学。而葛剑雄和谭先生的师生关系也秉承着“五四时代”，有时候他觉得老师的内容不是正确的，也会跟他提，谭先生不仅接受，而且一定要公开出来。谭先生一直鼓励学生，“在历史地理方面，我要超过钱大昕、王国维，你们也要超过我，否则怎么进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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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兄们的博士论文也是《开山大师兄》访谈追踪的一个热点。
看上去，他们论文的选题都很宏大，《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六论》（李伯重），《教育人类学》（庄孔韶），《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俞可平），《中国鱼文化》（陶思炎），《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马敏）……
北大教授陈洪捷认为，大师兄们非常勤奋，非常纯粹，非常学术。所选择的研究题目，无论是基于自己的兴趣，还是出于其他机缘，一旦确定了，他们通常都会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克服重重困难。他们在知识基础上要么先天不足，要么缺乏系统性，但他们都能够专注于所在的学科，对所在学科有一种执着和坚守，有承担这一学科继承人和开拓者的志向。从他们的博士论文选题就可以看出其远大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气象。正是基于此，大师兄们作为博士生的成长故事不但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反而更让人感到亲切，令人向往。
在被问及未来的学术研究和人生规划时，大师兄们给出的答案也能看出这份执着和坚守来。
“什么方面有价值、有兴趣，我就去做。目前有个还没完全成熟的选题，也可以先透露一下，叫《民俗辨伪集》，就是对于当今一些困惑百姓的似是而非的伪民俗做出分析判断，以还原传统。”第一位民俗学博士陶思炎说。
“还是像现在这样做下去，我现在在做晚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第一位中国古代史博士李伯重说。
“最重要的是主持编撰《政治通鉴》，这是一个浩大的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要举全国的政治学研究力量才能完成。”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说。
除了细致再现这些学者当年博士阶段求学与训练的情况、博士论文研究与个人学术研究生涯的关系之外，对于“开山大师兄”的访谈，也非常注重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时代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许金晶、孙海彦希望，通过这样的访谈记录，读者可以管窥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复兴和发展，以及一代学人的学术之路，因为“开山大师兄”们的学术生涯历程，与国家的发展有无法分割的密切联系，“这样的访谈文本，其意义不会仅仅局限在中国高等教育史或者教育史领域，而理应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链接
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莫砺锋
第一位民俗学博士
陶思炎
第一位中国戏剧史博士
胡星亮
第一位世界史博士
钱乘旦
第一位中国古代史博士
李伯重
第一位政治学博士
俞可平
第一位中国近现代史博士
马敏（跟桑兵并列）
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
庄孔韶
第一位文艺学博士
罗钢
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
葛剑雄（跟周振鹤并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