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知，所谓“中庸”就是“用中”，而且是在时刻中都要用不偏之中去做人处事者也，《中庸》又谓之“时中”。而如何做到具体的“时中”呢？《中庸》于是提出了“素位而行”的主张。也就是说，《中庸》主张不但君子要“时中”，而且还要“素位而行”。《中庸》第2章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第14章说：“君子素其位而行”。

  第二，君子素位而行，小人反是。对于这一思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一、对“素”与“位”概念的理解。“素”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表示“乡”的意思，所谓“乡”就是指所入所处之地。以“乡”释“素”，是表示自己的所生之地，所在之地，引申为所从事之职者，所遭遇之境也；二是表示平常，平淡的意思。“位”就是指处所，职份，引申为境遇，处境。所以“素其位”的意思就是指无论何时何地，处于何种境地都保持一颗不变的平淡、平常之心性。而能有此境界的人，唯君子为能。

  二、“素其位而行”的具体表现。在《中庸》看来，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乃是在于他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人生境遇下，他都能坚守住那个心中不变的“道”和“理”。人生总有富贵贫贱，显达困穷，文明野蛮，患难平安，在位退位等不同境遇。人生也总是要面对“利衰、毁誉、称讥、苦乐”这样十分复杂的八风的吹动和纷扰，面对人生之顺境与逆境如何作出选择和应对，那是人生无法回避的大问题。《中庸》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中庸》第14 章）通俗地说，身处富贵，就应该行富贵之不骄不淫而好礼之道。反之，富贵而无道，专行骄淫无礼之事，那是小人所为；身处贫贱，就应该行贫贱之不谄不慑而安乐之道。反之，贫贱而无道，专行谄媚滥为之事，那是小人所为；身处蛮荒，身处患难，就应该行入乡随俗和临危不惧之道。反之，专行不尊重别人的风俗，临危而惊恐之事，那是小人所为。那么，身处富贵与贫贱而行道的具体表现又是怎样的呢？《中庸》指出：“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同上），意思是说，在上位的人（“素富贵”），不欺侮下位者，这就叫做“行乎富贵”；居下位的人（“素贫贱”），不巴结攀援上位者，这就叫做“行乎贫贱”。

  三、端正自己，反求诸身，居易俟命。在《中庸》看来，只要端正自己，凡有不得者都从自身上找原因，如此就不会有怨愤。即做到上不怨天，下不怨人。所以君子总能安守平安以等待命运的转机，与此相反，小人总是想投机取巧、冒险妄求性外的侥幸。行中庸之君子，恰如射箭，当射不中靶心时，一定会从自身处来找原因，绝对不会去抱怨外在的因素。《中庸》是这样说的：“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同上）。

  四、自得其乐。《中庸》所要得出的结论是：“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同上）。所谓“自得”就是自有所得者也。也就是说，无论身处何地，你只有得其当得之得，如此心安地做好自己当下的事，也就会得到满足呢，即谓自得。“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此之谓也。那些退下来的人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一走，茶就应该凉，它属于正常现象呢！人不在喝茶的位上了，离开茶馆了，就无需给你续水了，茶自然不就凉了吗？想通了这一点，你自然不会有那么多怨天尤人的牢骚怪话了，你自然就会自得其乐了，从而你就快乐人生了！依乎中庸，安处当下：富贵与贫贱，在位与退位，何别之有？蛮荒之地，何陋之有？患难之时，何愁之有？何惧之有？自得其乐，乃君子之怀也。

  五、“素其位而行”的根本所在。在《中庸》看来，君子之所以能做到“素其位而行”的根本所在乃是在于他内心有不变之本然之道，《中庸》是用“不愿乎其外”来表达这一意思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此之谓也。“不愿乎其外”是要求君子无论外在的所居之位，所处之境有什么变化，都不要太想着这些，而所要始终想着并行着的只是心中内在的那个德性。君子所行是心之行也。行心中之义，行心中之理。

  由此可见，无论是“君子之中庸”，还是“君子而时中”，抑或是“君子素其位而行”，实际上都在提倡一种在变易中坚守不易的原则和道义。在变中坚守不变之道，正是“中庸”的本旨要归。从这一理念中，实际上仍然是在强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君子遵道而行”这一《中庸》之大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