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庸》论君子与小人。在原始儒家经典中直接将君子与小人对举来论述君子德行的，除了上面我们已经论述过的《论语》和《荀子》以外，比较集中的那就要算是《中庸》了。

  “中庸”被孔子视为最高的一种德行。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孔子在做出这一定性以后，并没有对什么叫中庸给予解释。人们习惯将孔子的另一句话来作为对中庸的解释，孔子说过“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意思是说，“过头”与“不到”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有违适中原则的。自《礼记》将“中庸”作为“篇名”以及后来宋人将“中庸”作为“书名”以后，就更加凸显了作为至德的中庸在儒家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尤其《中庸》又明确提出了“君子依乎中庸”的主张，从而将君子与中庸，君子与儒家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庸》一书又直接将遵循中庸与违反中庸作为了判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来对待，《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这就更进一步加强和丰富了儒家君子文化的内涵及其意义。

  为什么“君子依乎中庸”而“小人反中庸”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对“中庸”这个概念加以诠释。

  其一，释“中庸”。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与《论语》一样，并没有对“中庸”这个概念给予概念性的直接诠释。我们只能根据后人注释来获得其义。概括起来，对“中”和“庸”的诠释有以下几种。对“中”的解释：其一，北宋程颐说“不偏之谓中”，南宋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其二，对“庸”的解释：《尔雅·释诂上》说“庸，常也”，《礼记·正义》郑玄注曰“庸，用也”，《礼记·中庸》郑玄注曰：“庸，常也”，程颐说“不易之谓庸”，朱熹说“庸，平常也”。其三，对“中庸”的解释：《礼记·正义》郑玄注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由此可见，上述这些解释，都无法给人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所以必须对它们进行综合，并进行简单化的理解。也就是说，对“中庸”的解释，关键要抓住“中”的意思，即不偏不倚，适度合理。而“庸”，即记住两个词，一个是“常”，一个是“用”。如此，我们就可以给“中庸”下一个整体性的定义了：将恒常不变的不偏之原则运用到日用常行之中，这就叫做中庸。或说，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始终不偏于正道的行为，这就叫做中庸。

  其二，君子行中庸之德的具体表现。在《中庸》中君子的中庸之德是具体通过“时中”“素位而行”“和而不流”“忠恕之道”等问题而得到体现的，而所有这些又都在与小人的对比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第一，君子而时中，小人无忌惮。《中庸》的第二章在强调了孔子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后，又具体明确地指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在这里，《中庸》就直接将“君子依中庸”与“君子而时中”联系在一起，又直接将“小人反中庸”与“小人无忌惮”联系在一起。如此，“中庸”就在“时中”概念下而获其义，而“反中庸”就在“无忌惮”命题中而获其义。通俗地说，能够做到“时中”就是做到了中庸，从而就是君子所为；做事没有忌惮之心就是反中庸，从而就是小人所为。所谓“时中”，就是随时、无时都按照中道去做，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够，而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节制自己的言行，谨慎行事，而尤其要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听不到的地方，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正道。“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朱熹语），此之谓也。而如果从动态上来把握“时中”，那就是要求君子行事要因时而动，因时而变。做到在客观时势的变化中亦能始终坚守正道。君子通过节制自己才能合乎中庸，反之，小人因为无所顾忌，肆无忌惮，恣意妄为，才做出反中庸的种种事情。说得再通俗点，因为小人心中没有畏惧感，所以应该做到位的事，他却敢做不到位；而不应该把事做得太过分，但他偏敢这么做。可见，“时中”呼唤的是敬畏感；“无忌惮”显露的是无敬畏感。值得注意的是，《中庸》的“君子而时中”实与孔子所谓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思想相一致；而“小人而无忌惮”实与孔子所谓的“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的思想相一致。

  要而言之，“时中”是要显示节制、谨慎、敬畏的精神，此乃君子之中庸；“无忌惮”是要反映无节制、无顾忌、无敬畏的心理，此乃小人之反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