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根底，结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果实；福建闽侯人，钟情多姿的江南文化；沉醉故纸堆，却也爱电影、爱外国小说、爱听流行歌。《江苏文库·文献编》主编、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被他的学生们评价为“完美的矛盾统一体”。

  12月3日至4日，首届江南文脉论坛在无锡召开，程章灿带来了新近出版的《江苏文库·文献编》117种，也带来在文脉框架下对江南文化和文化江南的理解。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白雁/文 何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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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江苏文脉·文献编》的主编，从2016年起，程章灿和他的同事们就着手挑选书目。

  “历代的江苏人写的书，差不多有十万种。这些书里面，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需要优先传承下去的，我们要从里面挑出来。从2016年开始，花了两年时间，经过好几轮挑选，最后落实到现在的5200种。”

  这5200种书，按照中国传统的文献编的分类，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程章灿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江苏文库·文献编》就相当于我们江苏人的一部四库全书。当然，经史子集下面，还有一些二级分类。”

  12月3日，在首届江南文脉论坛上，程章灿带来了新近出版的《江苏文库·文献编》117种，“这是今年已经出版的第一批成果，是经部的总类和《周易》类。经部总类有10种书，尽管只有10种书，但是这10种书里面，好多都是部头比较大的。《周易》类有107种。加起来一共117种，都找了国内对经学、对《周易》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来写提要。”

  在程章灿看来，《江苏文库·文献编》的出版，在学术研究上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以往如果要研究江苏的学术、江苏的文化，可能都没办法真正落实到具体的文献，没办法落实到非常具体的著作和学者。有了我们《江苏文库》这套书，有了我们的《文献编》，将来对江苏学术文化的研究，将要上一个新的台阶，江苏对于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可以呈现得更具体、更切实。”

  而编纂《文献编》的过程，对程章灿来说，也是系统梳理江苏学术文化传承脉络的过程。首届江南文脉论坛“诗词与江南文脉分论坛”上，程章灿做了题为《望江南：想象江南的几个维度》的报告，就在文脉框架下展示了他对江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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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是什么？我相信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个关于江南的理解。”

  程章灿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江南文化的理解或者认同，掺入了很多各自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有着不同的维度，“比如说，可以从空间的维度、地理的维度，时间或者历史的维度来理解江南，也可以从文学的维度来理解，还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

  如果试图单纯从地理的角度来界定江南的区域范围，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所谓的“八府一州”，但“八府一州”一说，真正说起来，也有很多争议。因此程章灿认为，从地理上要想确定江南的区域范围是很难的。在众说纷纭的背后，就是各自文化感觉和历史感觉的差异。

  “站在不同的空间节点，或者不同的时间节点上，我们所理解的江南就会有不同。比如，我们今天理解的江南，跟先秦两汉时代理解的江南，跟屈原在《楚辞》中写到的江南，当然是不一样的。也跟六朝时期不一样，比如庾信写《哀江南赋》的江南，跟北宋初年，很多人写《江南录》时对江南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而现在已经基本成型的这个江南的概念，也未必是不可逆的。两百年以后，或者一百年以后，人们理解的江南，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江南一样？我觉得也有可能不一样。”

  程章灿认为，如果借助空间或者地理环境来界定时间，江南文化也许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南京为中心的六朝文化时期，以杭州为中心的南宋文化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明清文化时期。这代表了江南文化的三个高峰，三个发展阶段各有特色，也可以说代表了江南文化的三种样态，“我觉得江南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可以允许，也应该承认，它是多中心的，在多元一体、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当中，江南文化得到了促进，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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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江南的维度，可以有很多种，但在程章灿看来，所有这些都免不了借助文学的叙述方式，“文学对于塑造中国人乃至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对于中国江南的想象，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文学是想象江南最有力、最普遍，也最多姿多彩的一种形式。文学的话语经常被引入空间、引入时间、引入文化想象当中。”

  站在文学的维度想象江南，程章灿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对于江南的美丽动人的想象，出自于外来者，出自于流寓者。其中，有些甚至是北方人，各地各类的外来游子，比如说刘禹锡、白居易、柳永，他们的文学书写，经常反客为主，加深了人们对于江南文化主体的认知。”

  在漫长的历史中，外来者的书写强化了江南文化的认同，凝聚成了缤纷多彩的江南文化符号。有鉴于此，程章灿强调，“借助于外人的言说，引进外面的思想和智慧，是江南文化研究当中不能不强调的一点。”

  江南的概念其实是变动不居的，也是可小可大的。程章灿认为，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江南文化如果发展得好，就应该会被更多的人、更大地域的人所认同，那么，江南所指的范围，就有可能再进一步扩大。换句话说，认同江南的地方，就可以把它称为文化江南。比如，我们常喜欢说某个地方是塞外江南，我想，大家一般会认为这是个褒义的称呼。”

  程章灿认为，文化江南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跟文化中国的概念有点类似，“文化中国不等于中国文化，文化江南也不等于江南文化。但是，也许我们可以朝着文化江南的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方向去努力，使江南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使文化江南的区域覆盖范围越来越大。”

  程章灿

  《江苏文库·文献编》主编，入选2008届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校高级访问学者，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对话

  编一套江苏人的四库全书

  读品：《江苏文库·文献编》选择书目的标准是什么？

  程章灿：《江苏文库·文献编》相当于我们江苏人的一部四库全书，包含经史子集。入选有四条标准。首先要在中国的学术文化史上值得流传下来，在学术文化史上有特色、有价值、有贡献，这个学术标准的衡量，从整体来说，不是着眼于江苏一省，而是着眼于全国。第二，只选江苏人写的书。第三，力争每本书都选用最好的版本。第四，讲究文献的珍稀性。

  读品：前面提到的“江苏人”，是什么概念？

  程章灿：这里的江苏，就是今天江苏行政管辖范围之内的区域。江苏的行政区域范围从古到今是有变动的。比如说在清代，江苏就包括今天的上海，当时叫松江府。松江府出了不少人，钱大昕、王鸣盛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有学者提出来，钱大昕和王鸣盛当年一定认为他们自己是江苏人，而不会觉得他们是上海市人，那时候还没有上海市这个概念嘛。但出于今天的行政区划范围的原则，我们还是忍痛割爱了。另外还有一批人，他们原来的籍贯不是江苏，但是后来到了江苏，长期住在江苏。比如王安石。他十七岁以后就住在南京了，他自己也把南京当作故乡，他的故居就是半山园。但王安石的原籍是江西，我们最后没有收。再有，清代的袁枚。袁枚也是很年轻就移居到了南京，一直到去世。南京有个随园，就是袁枚的故居。但是袁枚本来是杭州人，我们经过讨论，最后也把袁枚舍掉了。

  读品：王安石和袁枚未能入选，非常可惜。

  程章灿：我们编这套《江苏文库·文献编》，首要目的是总结江苏历代学术成果，像袁枚、王安石，他们的书已经有人整理，而且比较常见，我们不收这些书，对于它们的传承和传播没有多大影响。实际上，浙江在编《浙江文丛》的时候，已经把袁枚的所有书都收进去了。如果我们把袁枚、王安石都收进来，某种程度上就会跟浙江、江西那边重复，我们把这些舍掉，重点收录其他江苏人的著作。江苏的学术文化资源很多，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大家可以选。

  读品：文献的珍稀性指什么？

  程章灿：过去出一本书很不容易，有些书没有刻，只以稿本或抄本的形式流传，特别珍贵。因为书刻了之后，无论多少，总是有好多本在人世间流传。稿本和抄本，往往是独一无二的。目前已经出的《文献编》的经部总类和《周易》类里面，就有一些属于稿抄本。《文献编》收的一个抄本，曾被清代初年著名学者朱彝尊收藏过，上面盖有朱彝尊的印，很珍稀。

  读品：从第一批成果来看，江苏历代学者整体上有什么特点？

  程章灿：从这批成果来看，江苏学者学派化和家族化的特点十分突出。比如在《周易》研究方面，清朝乾嘉时代最为发达，有所谓三大家之说，就是焦循、惠栋、张惠言。《江苏文库·文献编》收了这三个学者关于《周易》学的共11种书。这三个学者都是江苏人，也恰好代表了乾嘉学术的三个流派。惠栋代表吴派，他是苏州人；焦循代表扬州学派，他是扬州人；张惠言代表常州学派，他是常州人。除了这三个学派之外，江苏还有别的一些学者、学派，也有很大的贡献。说到家族化，比如吴派的惠栋，他家的《易》学研究，三代传承。扬州学派的焦循，他父亲也是著名的学者。还有淮安丁晏丁寿昌父子俩，儿子不幸先去世了，儿子的书，由父亲帮他整理。江苏古代学者中，像这样祖孙父子相承、师生相传、师友讨论，构成了一个密切的学术圈，因此，家族化和学派化就成了江苏学术在明清两代特别显著的一个特点。

  “文学对于塑造中国人乃至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对于中国江南的想象，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文学是想象江南最有力、最普遍，也最多姿多彩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