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通崇拜及其演变为财神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了解民众心目中的钱财与社会关系之间联系的独特视野

  明代徽州《歙志》有云：“金令经天，财神纬地。”中国人爱拜神，尤爱拜财神。文财神有比干、范蠡，武财神有赵公明、关羽，香火都旺盛。近代财神还出现了五个神明，被共称为“五路财神”，是由道教神掌管的庞大天庭官僚机构的一个分支——财部的官员组成的。

  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耶鲁大学博士，汉学家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研究，五路财神的前身是自宋初以来民间逐渐兴起的五通神。五通的原初形象变化多端，时好时坏，有时是驱除瘟疫的医者，有时又是劫人妻女的淫魔。南宋时期，五通被朝廷纳入敕封神明的行列，同时也在新近出现的道教教派的仪式中被接纳为神。到了明代后期，五通作为一个掌管财富分配的神明，跃升为江南占支配地位的崇拜对象。五通崇拜及其演变为财神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了解民众心目中的钱财与社会关系之间联系的独特视野。也就是万志英这部《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的核心命题。

  “财神”信仰是明代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繁荣、追求财富最为突出的象征表述之一，不过有关财神的观念并不是近世的思想产物，不仅要推溯到宋代，还要更往上游探寻。与其他自然神，比如火神、灶神和土地等相比，财神的产生算是晚的，它是私有制高度发达的产物。所以《左道》的历史时间线是拉长的，从商朝的祖先祭祀讲到明清发达的商品社会，作品主次分得很清楚，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关键时间段就在宋代。

  为什么宋代会出现五通崇拜呢？这与宋代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新的神祇崇拜与天启神话。道教从初唐宫廷的贵族阶层小范围的流行，演变为一种更多样化、更有包容性、更加广泛传播的形式。民间百姓经常求助道士来解决与鬼、神、魔有关的各种问题，治病驱邪的道法于是盛极一时，多神崇拜兴旺。《宋史·礼志》记载，宋代神祠的规模和数量非常庞大，南宋初，人称“祖宗以来，每岁大、中、小祀百有馀所，罔敢废阙”。祭祀的神总计一千几百个。宋朝文人留下的文献笔记中也有很多记载。

  最早提及五通崇拜的材料，据说是李觐为建昌军（江西）他老家镇外的一座五通祠所写的记。目的是为了感谢在1034年瘟疫暴发时，五通神对当地乡民的帮助。不过，在当时，五通神的名声大致仍归属于山魈这种邪魔外道。像大多数民间神明一样，五通崇拜的起源因神话和时间的湮埋早就模糊，万志英梳理远古祖先崇拜、汉朝的亡者崇拜和救世信仰，阐释山魈、疫鬼与瘟神的传说的由来，探析五通神的特点，寻找转化的契机。

  在民间传说里，五通的神通与财富的得失大有关联。他们善恶不定，做事全凭自己喜欢，可以使穷汉一夜之间成为富翁，也可以使富翁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平民还是高官，都必须听候他们发落。这是对社会公平某种意义上的召唤。这还是女性逃脱夫权奴役的一种策略，当女人把自己定义为五通看中的妻子之时，她就获得了拒绝现实丈夫的托辞和力量。这些都是商品经济发达条件下自由思想的萌芽。面对货币经济的激烈竞争，人们用神灵来解释财富的聚散无常，这本身并不奇怪，但值得注意的是，五通是道德上如此暧昧不清的神明。这表明了中国本土宗教最本质的特点——实用主义。

  中国百姓看重的是神灵影响自己命运的程度，从而进行相应的祭拜。爱拜财神，正是出于此。南宋朝廷屡次用道德标准来要求被崇拜的对象，民间的五通崇拜却生生不息，后来官方就致力于改变五通神的形象。明末和清朝的儒家精英话语，提升了对商贾和商业财富的接受程度，由五通转化而来的五路财神被净化了，披上了吉祥如意的正统道袍，受到崇奉。五通崇拜的产生与发展，生动地反映了民间信仰、国家认可的宗教活动和道教教义传统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性。 赵青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