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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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萨克·巴别尔，一个只活了40多岁的作家，在半个世纪之后，显示出他更加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伊萨克·巴别尔仅凭他留下的薄薄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又名《红色骑兵军》），就建立了彪炳20世纪小说史的名声。

  伊萨克·巴别尔，1894年出生在敖德萨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伊萨克·巴别尔就深入学习了犹太文化经典《塔木德》和《圣经》。后来，善于经商的父亲希望他继承自己的衣钵，叫他进入敖德萨商业学校，去学习商业和经济学课程。在学校里，伊萨克·巴别尔碰到了自己的文学启蒙老师瓦东，在内心里萌发了对文学的强烈兴趣。从那所商业学校毕业之后，正是沙皇俄国进入到尾声，俄国正要发生激烈社会变革的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气氛中酝酿着不安的因子，大家都觉得时代要变化了。伊萨克·巴别尔因为不满父亲对他的强行塑造，感到家庭气氛越来越憋闷，他对自己所学习的经济学专业尤其不感兴趣。在和父亲发生了冲突之后，他就毅然地离开了敖德萨，打算自己去闯荡世界了。

  他一路向东，先来到了基辅，没有找到饭碗，呆不下去，1915年，21岁的伊萨克·巴别尔又来到了俄罗斯的大都会彼得堡。在彼得堡，一开始，伊萨克·巴别尔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他栖身于一个小酒馆里，怀揣着文学理想，开始勤奋地甚至是发疯般地写作。但是，伊萨克·巴别尔屡屡遭受挫折：几乎所有的编辑都劝他改行，认为他根本就不适合搞文学。伊萨克·巴别尔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伊萨克·巴别尔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大作家高尔基。1916年年底，伊萨克·巴别尔最早的一批短篇小说在高尔基主编的杂志《年鉴》上发表了，这使他受到了很大的鼓励。

  伊萨克·巴别尔听从了高尔基的建议，从1917年开始，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以积极的心态迎接俄罗斯革命。1920年的春天，他参加了布琼尼领导的红军第一骑兵军，在《第一骑兵军》中担任记者，以笔名柳托夫参与到骑兵军的战斗生活中，并记述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后来，因为伤寒病的袭扰，伊萨克·巴别尔回到了敖德萨，开始以自身经历写作《骑兵军》系列篇章。

  1923年，伊萨克·巴别尔的系列短篇小说《骑兵军》中的一些篇章，开始在杂志上陆续发表，到1926年《骑兵军》一书正式出版，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和很大的争议。其实，自从1923年《骑兵军》中的一些篇章刚开始发表的时候，伊萨克·巴别尔就遇到了巨大的压力：他首先就遭到了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将军的激烈批评。这使得伊萨克·巴别尔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的文学导师、当时彪炳文坛的高尔基出面，坚决地站在了伊萨克·巴别尔这一边，为他 进行文学辩护。

  《骑兵军》很快受到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关注，被迅速翻译成多种文字。这本书能有如此反响，是因为它是时代的风暴眼中诞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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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兵军》的写法，有些像由片段构成的“糖葫芦”小说，这是我自己发明的词。在这个由30多个短篇小说构成的“糖葫芦”中，伊萨克·巴别尔采取了以片段来呈现整体、以“管中窥豹”的方式，来呈现“全豹”，以一个个的糖葫芦，构成了一整串的糖葫芦。他所描绘的、叙述的、书写的，都是那场闻名世界的战争的片段、瞬间、局部和细节，有的地方放大了，有的地方则聚焦了，有的地方又缩小了的战争生活。从总体上说，这些作品都有着写实的功底，

  和文字速写的特征。就是在这个地方，伊萨克·巴别尔呈现他天才的、不可模仿的艺术个性来：他往往能够以寥寥数笔，就写出了复杂的战争场面背后呈现的政治、文化和人性的纠葛。

  在《骑兵军》第一版出版的时候，一共收录了34个短篇小说，后来的版本又增补了一两篇。这30多个短篇小说，篇幅都很短小，翻译成中文后，短的只有几百字，长的也就三四千字。这30多个短篇故事，以片段或局部入手，却能呈现时代的纷繁复杂的全貌。具体分析起来，在《骑兵军》的叙事方式上，可以看到伊萨克·巴别尔经常使用第一人称“我”，有的时候是在转述别人的讲述时使用，有时则是直接使用。但是小说的大部分叙述视点，是第三人称的。我挑选其中的十个故事来简单分析：《渡过兹布鲁齐河》是《骑兵军》中的第一篇，讲述主人公“我”在战斗过程中的某一天，留宿在一个犹太人老百姓家里的故事。晚上，“我”忽然被噩梦惊醒了，醒来之后，“我”却发现，自己原来一直和早就死去的、这家男主人那具被割断了喉咙的尸体躺在一起。

  在《骑兵军》中，有时候作者的化身“我”会出现，来亲自讲述，有时候则是直接借助其他人物来讲述的。比如，在《一封家信》中，作者就隐藏在士兵库尔久诺夫的背后，通过转述士兵自己写给妈妈的信件，告诉了我们战争带给一个家庭的撕裂。在《我的第一只鹅》中，一直被粗犷的哥萨克士兵嘲笑的“我”，必须要杀死一只无辜的、走路姿态优美的鹅，才能证明自己不是戴眼镜的软蛋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不害怕看到鲜血的骑兵战士。“我”最终也因为杀掉了那只“我的第一只鹅”，而成为被战士们接纳的同伴。但是，在“我”的内心中，引起的波澜和巨大震动会是什么样的，就可想而知了。

  《多尔绍夫之死》讲述了一个更加残酷的战场故事：在战斗一时失利中，身受重伤的士兵多尔绍夫不能和战友一起撤离了，可他又不想活着成为波兰敌人的俘虏，因此，他要求战友柳托夫向他开枪。柳托夫就是叙事人和见证人“我”，本书大多数时候的叙事者，“我”不忍开枪打死战友，但是排长阿丰卡则开枪打死了肠子都流出来了的多尔绍夫，满足了多尔绍夫宁死不做俘虏的要求。

  《第二旅旅长》只有800字，讲述了布琼尼军长任命了科列斯尼科夫接替刚刚阵亡的旅长，担任新旅长。这篇小说中，速写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科列斯尼科夫一周之前还是个连长，一个小时之前是一个团长，现在，他就是旅长了。新旅长立即赶往最前沿的阵地投入血腥的战斗中。作者以最简省的手法，将军长到旅长到战士，在残酷战斗中的状态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

  《骑兵军》这部小说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产生的。它的特殊性就在于，残酷的战争既泯灭了人性，又使人性不断迸发强烈的光辉。就是这些复杂的、两难的、极端的、正和反的人性表现，使得小说具有了相当的深度和表现力度。小说的容量极大，伊萨克·巴别尔通过《骑兵军》，描绘了革命的艰难程度、人性的复杂程度和战斗的残酷程度都是最深刻的。几乎在《骑兵军》的每一页，战争的残酷和死亡、血和尸体都出现了，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可以在每一页中看到优美的景色、淳朴的战士、人性的光辉和勇敢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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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萨克·巴别尔存世的作品并不多。1931年，他还出版了另一个短篇小说集《敖德萨故事》，其写作的年代却在《骑兵军》之前。2001年，在伊萨克·巴别尔的女儿的辛勤编辑整理下，厚达1400页的英文版《伊萨克·巴别尔全集》出版了，根据这个全集，在《敖德萨故事》名下的小说，又增加了4篇，达到了13篇。但是，我觉得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远在《骑兵军》之下。从《敖德萨故事》中，可以隐约看到他的迅捷、简洁、断片式的叙述和语言风格，但是总体来说，显得比较一般。到了《骑兵军》中，精致、准确、优美的写景语言，和对战士动作、语言的粗鲁描绘与战场的残酷景象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和画面。因此，我觉得，伊萨克·巴别尔留下来的全部小说中，包括其他10多篇童年故事和一些不能归到任何系列里的散篇中，最好的，就是《骑兵军》了。毫不夸张地说，《骑兵军》是人类文学中的奇葩，达到了令人望尘莫及的星辰的高度。

  伊萨克·巴别尔形成了如此独特的风格，肯定和他在战争生活中的磨砺有关，是战场见闻和记者的身份，使他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他认为，自己作品的语言应该“像战况公报或者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于是，就形成了他简洁、洗练、迅速、省略、空白和闪电般干脆的叙述风格。他往往只需要用几个词，就描绘出别人用一整页才可以说清楚的东西，用几页，就写出了别的作家可能要用一本书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在这里，我把普鲁斯特拿来和他做一个对比。在普鲁斯特的笔下，回忆那些过往的生活细节，可以像连绵流淌的河流那样无穷无尽，是一卷长河；在伊萨克·巴别尔的笔下，则是快速的素描。一个是善于留白的精巧的卓越匠人，而另外一个，则是精心镌刻花边艺术的大师。

  经历过战争的伊萨克·巴别尔后来期盼过一种安静的生活，但是，却刚好赶上了动荡的时代，于是，他在社会动荡中，在战争、政治运动和人生苦难中，遍尝艰辛。1940年1月27日，他被秘密枪决了。而他留下来的放在24个文件夹里面的两部长篇小说手稿、一些短篇小说的草稿、翻译稿、日记、创作笔记、话剧剧本以及一些私人信件，全都被克格勃搜查后带走了。1955年，伊萨克·巴别尔被平反，但是这些珍贵的手稿，绝大部分都没有被找到。

  《骑兵军》是20世纪短篇小说中的高峰和典范，它的风格化强烈到几乎不可被模仿和借鉴的程度。《骑兵军》涉及的主题，小到战争动荡和内部纷争，中到文化、宗教和种族冲突，大到对人类的基本价值的怀疑和确认、对生命和死亡的意义以及宗教的探询等等，有着多重的主题。而这多重的主题在一个薄薄的集子中就完美地体现了出来。《骑兵军》的语言精确简洁、语调迅捷快速，以及绘画般截取景色和人物动作的描绘，都是绝佳的。它的叙述技巧也很高超，可以采用多个角度来讲述。他所获得的文学地位，我想连伊萨克·巴别尔自己都始料未及。

  邱华栋

  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出版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中国屏风》等九部；发表有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随笔、评论5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