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一鸣常说他是“业余作家”。这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

  其实他是更愿意做个业余作家。他曾有过很好的机会进入文学体制内，成为某名刊主编，一个实职的处级干部。最后还是作罢——

  “我觉得写作这个东西不能专业化。作为一个专业作家，要靠写作来安身立命，你会很累，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压力，甚至可能从功利的角度去追求，然后影响你作品的方向。”

  于是他继续呆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做他的语文老师。他的很多小说，可以看见校园生活的影子，包括最近被外界称为“直击教改之痛”的“教育三部曲”，都是因为教师这个职业，为他提供了文学生产的可能。

  但余一鸣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他是有过真正生活体验的人。年轻时下海经商、倒买倒卖甚至拿地盖房这些事他都干过。努力赚钱，为的是保留一个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尊严。

  余一鸣一直挺努力的，努力工作，努力生活，现在，努力写作。

  “我给自己规定每年10万字，至少写10万字！”脸膛黝黑的他，伸出短粗的五指翻了翻。

  现代快报+/ZAKER南京

  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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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一鸣是土生土长的高淳人。

  高淳东高西低，东部是低山丘陵，西部是水网密集的湖区，独特的地势孕育了高淳三大产业：建筑、水运和螃蟹养殖。余一鸣赖以成名的“高淳三部曲”，就以这三大产业为题材。

  在《不二》中，余一鸣写了一帮做建筑和房产开发的兄弟。这些同伴小学毕业或是初中毕业就被送到师傅家去学泥瓦匠了。余一鸣读高中，读大学，毕业后分到家乡中学教书，他们从县城到省城，一直劳务输出到科威特。等余一鸣从县城调到南京，苦于没钱买房之际，这帮兄弟几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开发公司和建筑公司。

  他们都用怜悯的眼光看余一鸣：你上个大学那么苦，买个房子都买不起。不断劝他说，你那书别教了，到我公司来做个副总吧，余一鸣说，不行，要做就做董事长，他们没一个人愿意。

  但是他们不放过他，要买地，要接大工程，都拉着余一鸣出席。他是他们村里的文化人，在南京最好的中学教书，还能写小说，最主要的还能帮他们审查合同或者搞楼市策划什么的。其实他们是想帮他——在南京买房，女儿出国留学，教师那点收入指望不上。

  余一鸣的外公做过大队支部书记，上世纪70年代末，村里最早的建筑队就是外公拉起来的。村里孩子考不上学，想去建筑队，外公点个头就行。这帮兄弟还是念这份旧情。

  余一鸣常叹，那年要是考不取大学，就到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去学个工程预算，估计现在也发大财了，结果他考取了，命运改变了，就成了穷人。

  要不要辞职去盖房？余一鸣有过动摇。从内心来讲，这不是他真正喜欢和追求的，传统观念作祟，也不太看得起经商这行当。“就连我那些亿万富翁朋友自己也说——讲到底我们就是个包工头哎”，所以他还是决定保留教师这个清高的文化人身份。

  至于钱这个东西，衣食无忧，能给家人带来保障，他觉得就够了。

  2

  上世纪90年代，余一鸣从镇上调到高淳县二中做教导主任，当年的小兄弟们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大显身手，个个赚了个盆满钵满，迅速成为有钱人阶层。余一鸣业余做生意赚了一些钱，成为老师里最早买商品房的。

  有一年暑假，余一鸣跟着船跑了两个航次，从湖北荆州打沙，再到上海龙华卸沙。不是为了体验生活，而是他近20万元借在船上。上船是为了追债。

  那是90年代末期，“金陵首富村”武家嘴带头造船，高淳的民间造船业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有一种说法，长江上跑的船，有三分之一是高淳的。周围人都在造船，余一鸣不少同事和朋友辞职去造船。一方面是卖，卖不掉就自己跑，正值搞基础建设，黄沙价格好，赚钱比较容易。

  由于是民间造船，也就存在大量的民间借贷。余一鸣赶潮流倒卖钢板和柴油机，专为造船提供物资设备，造船的人钱不够，可以先欠着。他上的那条船，造价1500万元，至少借了1000万外债。

  跟着船在长江里跑了二十天，余一鸣经历了种种在岸上想不到的磨难，也目睹了财富背后付出的巨大代价，逃债、死亡，有个别家庭随船沉入长江，没逃出一个人。

  余一鸣

  作家。1963年出生于江苏高淳。198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现为南京外国语学校老师。著有长中短小说集十余本。获人民文学奖、两届紫金山文学奖、金陵文学奖，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创作与评论》年度奖，获《中篇小说选刊》和《北京文学》双年奖。

  写作这个东西不能专业化。靠写作来安身立命，你会很累，会有很多的压力，甚至可能从功利的角度去追求，然后影响你作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