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君子做学问是“为己”，小人做学问是“为人”。实际上在前文中曾经提到过，早在孔子那里就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做学问的目的，一是古代的学者“为己”，一是现今的学者（指孔子那个时代）“为人”。孔子明确肯定了古代学者治学的目的，因为他们读书学习是为了完善自己的道德，充实自己的内心；孔子明确否定了当时学者治学的目的，因为他们读书学习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名誉地位和钱财，从而只是让别人高看自己而全然不与自己的道德修养挂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以后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都将真正的儒学定义为“为己之学”。最早正面对“为己之学”的赞扬以及对“为人之学”的批评的人当推孟子与荀子二人。这也说明孟荀二人实乃是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之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是首先将这一问题直接跟君子与小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荀子是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作为判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来对待的。通过君子与小人来对比“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这就大大地强化了儒学的精神，所以说，荀子的这一强化工作对儒学精神的伸张起到了巨大作用且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尽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以下凡引《荀子》，只注篇名）。意思是说，君子求做学问，从耳朵进去，牢记在心，表现在行为，体现在举止，所以君子说话语意精微，举止文雅。言语、动默、行为、举止都可以让人当作榜样。小人求做学问，从耳朵进去，从口中出来，口耳之间不过四寸的距离而已，怎么能使自己的七尽之躯具有优良的品德呢？古时求学的人是为了修养自己的品德，现在求学的人是为取悦于他人。君子求学问，是为了使自己具有美好的品德；小人求学问，是为了取悦于人，将做学问当成了在市场上卖牛马动物一般，只是一心为了卖个好价钱。由此可见，“为己”的君子之学，不仅在于将道理听进去，说出来，而更重要的是，内则深入于心灵，外则落实于行动；而“为人”的小人之学只局限耳听口说道理而已，全然不会入脑入心，当然更不会诉诸行动。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别，在荀子看来，那是在于对待求做学问的目的的迥异，即是不是以美身为终的者也。“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此之谓也。

  第三，君子能与不能皆美，小人能与不能皆丑。虽然我们常以有德有才者来定义君子，但德与才相较来说，德更成为君子的本质属性，所以当然也就成为君子与小人区别的根本所在。所以荀子才有如下结论：“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不苟》），是说，君子有才能也是美好的，没有才能也是美好的；小人有才能也是丑恶的，没有才能也是丑恶的。具体说来，君子有才能，就宽宏、平易、正直地来启发引导别人，没有才能，就恭敬、谦虚、退让地来小心侍奉别人；小人有才能，就骄傲、邪僻、背理地来傲视欺凌别人，没有才能，就嫉妒、怨恨、诽谤来倾轧搞垮别人。所以说，君子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把向他学习看作光荣；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乐意地告诉他知识。小人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把向他学习看作为卑鄙；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不愿意告诉他什么。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荀子是这样说：“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不苟》）。

  荀子在这里实际上向人们阐述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在处理和要求德与才的时候，君子文化及其价值取向是始终一贯地强调以德为先，以德为要。有德者在有才能与无才能两种状态下都可以发挥出正面的功效。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深刻意义的德才兼备思想理念。其精神实质表征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德性主义精华。一个社会总是有人是有才能的，有的是没有才能的，“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此之谓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倡一种做人的精神和准则，这对于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可以直接将社会里的人引向哪里的问题。这也可能是当下提倡君子文化的最大的现实意义之所在。也就是说，君子文化是要解决一个社会的文明方向的大问题，而文明首先是人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