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认为，“90后”写作不过是文学话语一种粗暴而有效的代际性归类，隶属于繁荣亢奋的文学生产的命名惯例，关于它的各种争论与“70后”“80后”，或者“00后”的相关争论雷同，再度显现我们的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绵延上百年的顽固的青年崇拜心理。在有关文学新人和青年写作的一篇短文中，我曾戏称：赞美青年，是无限正确的政治“鸡汤”；讴歌青春，是经久不衰的代际“春晚”，文学新人只是“一种正在被秩序改造并重新命名的新的速朽”。如今，以上这些充满敌意的、言之凿凿的论断，我仍然深信不疑，包括文学权力显著的区域性、机构性集中，它与政治权力强烈的同构性；文学新人与文学权贵们的相互“调情”；“成功”给青年作家带来的老气横秋的、世故性的自大；他们的“正确”“乖巧”等等，这一切症候正在“90后”写作的热潮中不断浮现、重演，甚至愈演愈烈。但是，这些貌似准确、犀利的论断与代际命名存在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过于粗暴、冰冷，甚至武断，忽视了潮流中个体的个别性——他们“乖巧”、沉默的面孔下隐秘的“真相”，无需示人的快乐和伤感，写作带来的慰藉和围困……所以就有了我与王苏辛这场简单的对话，希望从有限的诚实言语中得以管窥90后写作者真实的困境和希望。

  ——何同彬

  一

  何同彬：开场白是不是很粗鲁？希望能得到你的指正，甚至批判。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一次规模宏大的“文学聚会”上，你还代表“90后”写作者做了一次“重要”发言，但是你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忘了，因为“那个”地方的“那些”声音过于洪亮，我感到恐慌，到后来甚至挤压出很多羞耻感。你们在上面发言，我在下面写下两句话：一次性听完如此多冠冕堂皇、掷地有声的文学发言，真是对自己毫无怜悯之心的惩罚；一场盛大的节日，一场隆重的疾病（灾异）……在我看来，你在那个台子上显得很可怜，就像幼儿园老师排练节目，安排你去演你不喜欢的一头小猪或一只小猴子，你不想演，但老师说：你要珍惜机会，好多人想演都轮不上呢。你想，也是，于是就硬着头皮上了舞台。以上纯属我的揣测，下面听听你的想法——关于你身上的“90后”标签，以及你（也包括我）参与的那些情节雷同的一场接一场的“演出”。

  王苏辛：似乎有些粗鲁？但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还有些过于正确。我记得那些场合——我们被要求讲出自己的文学观，即使很多时候自己的文学观并没有成型。而那些坐在我们对面的前辈们则努力在理解我们这些晚辈，即使听到一些不太能接受的观点，也只能包容，因为鼓励年轻人已经变成某种政治正确，就像佩服（哪怕是表面上）文学前辈也是某种政治正确一般。我获得的许多赞许，其实很多时候出于这种政治正确，并不真的是我的写作已经多重要——甚至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

  回到发言的话题，要说“可怜”（我更愿意用“辛苦”），我觉得辛苦是双方的，甚至很多时候我愿意对自己，对同龄人更苛刻一点。一些前辈们，他们期待年轻作家说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话，哪怕和他们互怼，但从我参加的文学活动来看，都没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让人失望了，由此得出“90后是乖巧的一代”等论断，毕竟很多人都是这么“正确”。但从我看到的，没有谁真正“乖巧”，也没有谁完全“世故”。文学活动上，大部分发言和对话仍是场面话——这是一种长期以来的现实，并不止90后身上特有。不过真诚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极大的消耗和养成，除了在自己的作品中，作家也确实没有义务在其他场合保持真诚。我觉得基本人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像历史总是在重复一样，90后写作者能和其他作家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那些过去的文学大师们，他们在写作之外真就那么不同吗？不同应该在作品中呈现。我和许多同龄人依然还在蛰伏期，还没有写出自己真正的代表作，应该把身上一些个性的东西藏进作品中。

  二

  何同彬：你既是一名青年写作者，又是一位敬业、专业的文学编辑、出版人；既熟悉你很多杰出前辈们的作品（比如你责编的林白、尹学芸、弋舟、王咸、袁凌、艾玛、田耳、李宏伟、张忌、董夏青青等），也对自己同辈的作家，包括90后作家们的创作状况比较熟悉，从你的经验出发，你觉得你们这一代作家的写作有什么优势，相应的，伴随着怎样的危机和困境呢？

  王苏辛：我们是信息时代（或者说人工智能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很多细节对上一辈作家来说还稍微遥远，对我们来说，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依然在强调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也算不得什么问题。我们面临的世界是熔炼的世界，很多事物的边界在打破，原本看起来互不关联的事物，它们的距离也在缩短。很多原本接触不到的经验，因为这个信息时代，也能被我们看到。影响已从相互影响，变成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说我们的写作有优势，那就是我们有机会利用这种时代给予的经验，直接去写这样一个熔炼的世界。困境则是，所获经验看似驳杂，但因为信息过于密集，我们在任何一处都很难真正停留。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消化这些经验，筛选真正有用的信息，如何让自己真正专注于一处，就变得非常重要。决定一个作家写作质量和写作生命的，未必是他懂得多少知识和经验，而是他对知识和经验的消化能力，而决定消化程度的，则是作家的专注能力。一个作家哪怕不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也起码要有一个他绝对了解的东西。

  三

  何同彬：最近看你的新作《东国境线》（未刊），不再说话的“郑东阳”“鹰哥海”“陨岛”“重建秩序的金鱼”……与《白夜照相馆》中的“余声”“赵铭”的轨迹类似，你又在为你的小说主人公或自己绘制了一个解域性的“逃逸线”：“逃逸线中有各种疯狂的、着魔的东西……逃逸线中总会有背弃……我们背弃的是试图拖住我们的固化权力、大地上已然确立的权力。”（德勒兹）但是与《白夜照相馆》及其他作品不同的是，我似乎在《东国境线》中隐隐觉察到某种无力感，一种因“方向”的超验和虚构而导致的“逃逸线”的中断或模糊化。我记得你说过：“写作给了我一个通道，我通过书写，得以‘修复’自己，从躲避的世界折回现实世界。那些生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必然会在写作中体现。”因此我是否可以认为你现在也是试图从“躲避的世界”折回“现实世界”（对“逃逸”的犹疑或不信任？），以修复因“躲避”而形成的个人的缺失，但是，这一修复遇到了阻碍或者瓶颈？能否跟我们说一说你现在写作及生活出现的问题？

  王苏辛：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郑东阳”这样的处境，起码我自己是这样——随着自己精神世界的进一步生长，很多问题可以自己消化，不再需要倾诉，这让我们和其他人（甚至是密友）之间的距离变远，但同时自己又认识到更多新的问题，而身边没有一个能看得那么远的人（也不可能寄托阅读可以解答），可以回答我们真的关心的那些问题，必须要独自跋涉很长一段路，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

  而“郑东阳”不止如此，他

  更有他的志业，他不愿意只是在已有教育秩序下做个改良，他前往小岛，实现自己渴求已久的全新教育理念，也因此让自己重获了对世界的热情。尽管有逃离的成分，但以“郑东阳”的性格，他其实非常不愿意说出不合时宜的真相去伤害别人，他害怕自己像某种“先知”一样对身边的人说出他们不想听的话，反而希望尽可能让家人在他们的舒适区之中，因为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精神进步的。

  我在看《月亮与六便士》时，常常想主人公结尾把自己倾尽毕生之力完成的作品烧掉了，其实他依然可以不烧，甚至如果他确信自己抵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他更应该把作品留下，因为这时，留下已经成为责任。我没办法在小说里给一个明晰的东西，结论也好，判断也好，人物的未来也好，都不能。一旦知道一个人行为的复杂性，我们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过着毫无结论的生活，和一些很难定义的东西生活在一起。我一定程度上同意你说的“从‘躲避的世界’折回‘现实世界’”，写这个小说，我确是想获得一种直面现实的能力，我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像“郑东阳”这么做，同时，以我的经验，还无法完全理解“郑东阳”的思想变化，他是我渴望成为的人，他身上有我的理想。所以小说里还有一个人“柳方蒙”，柳在追踪“郑东阳”踪迹的过程中，也重新审视了自己。对我来说，这两个人，包括小说里其他人物，是在共同拼成一个完整的我心中的世界与自我。我不可能在生活中如此多面，甚至也不允许自己这样不节制，但在小说中这些都可以构成一个个人物，他们的困境我都有，但我给了他们一个更庞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在小说中以现实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它更多是精神的现实，而不全是当下的现实。

  我不是那种准备了很久才写作的人，我从来都是现学现卖。所以我差不多一直在写超出我经验范围的小说，我的写作没有什么“阻碍”和“瓶颈”，因为“阻碍”和“瓶颈”一直伴随着我。但我也喜欢上我这种“死磕”式的写作，毕竟有机会跳出写作舒适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幸运的。否则，即使能写出还不错的叙述质感，也依然是软绵绵的，我不想要那种东西，我渴望接近一种硬核般的真实。

  王苏辛

  1991年生于河南，现居上海。曾获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凭借小说集《白夜照相馆》被提名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另有长篇小说《他们不是虹城人》。新小说集《在平原》将于2019年出版。

  何同彬

  青年评论家，现任《钟山》杂志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出版有评论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历史是精神的蒙难》，编辑出版《韩东研究资料》等。曾获《文艺争鸣》年度优秀论文奖、紫金山文学奖、紫金文艺评论奖、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优秀成果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