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专制时代，每一个帝王既是一个公认的历史坐标点，又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不仅那些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帝王应该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重点，即便是守成亡国之君、昏庸痿弱之主，也有必要列为传主，以把握整个历史发展嬗变的长链，理解不同时代治乱兴衰的轨迹。

  近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虞云国教授专著《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由世纪文景出版，本书就选取了宋光宗、宋宁宗这两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为研究对象，是一部以光宗、宁宗为传主的时代史，全面展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会问题，分析了光宁两朝南宋走向衰微的历程和原因。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南宋关键转折之“光宁时代”

  光宁父子的统治时代共36年，上承孝宗，下接理宗。孝宗是南宋唯一欲有作为的君主，南宋历史是以孝宗禅位为分界线走向下坡路的，光宁父子正处在“欲有为”到“抵于亡”的历史转折期上。父子二人，父亲是精神病患者，发病前迫不及待地准备禅代皇位，发病后恋恋不舍地拒绝交出君权，以一个精神病者君临天下近三年；儿子则是一个智能庸弱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可非议处虽然不多，但作为一个君主却是绝对不合格和不胜任的，被拥立时尽管连呼“做不得”，却终于被赶鸭子上架。君主世袭制把这样两位君主放在南宋史的转捩上，结局不言而喻。光宗的统治导致孝宗“乾、淳之业衰焉”，宁宗的统治由韩侂胄和史弥远相继专政，最后连皇储国统“亦得遂其废立之私，他可知也”。暗弱的君上，酷烈的党禁，轻率的战争，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一代权相韩侂胄为排除异己而罢朱熹、行党禁，又为了保权位而平反岳飞，笼络陆游、辛弃疾，一手主导“开禧北伐”。

  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定型于“光宁时代”，如果将宋孝宗淳熙内禅时1189年与宋宁宗驾崩时1224年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作一对比，就会发现，经过三十余年缓慢顿渐的变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从治世折入了衰世。以政治史而论，南宋皇权的一蹶不振和权相的递相专政始于这一时期。以经济史而论，嘉定初年爆发的纸币信用风潮标志着南宋社会经济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以军事史而论，开禧北伐的溃败和嘉定之役的支绌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的败局。以思想史而论，嘉定时期理学官学化的前兆折射出统治阶级在社会危机面前向新的统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南宋繁华只不过是幻象

  正如谢和耐所说的，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如果把宋光宗、宋宁宗的统治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审视的话，展现的全景则是：一方面蒙古铁骑无往不胜的西征和南侵，西辽、花剌子模的覆灭和西夏、金朝、高丽的乞和，而另一方面却是南宋完全缺乏现实的危机感。南宋之亡，明人张溥以为“积于理宗四十年，成于度宗十年”，在勃兴的蒙古马背文明面前，南宋灭亡的种种症状，早在宋宁宗后期就基本具备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王曾瑜评价本书说：“……此书是佳作，既有深入的研究和剖析，文笔流畅，又有颇强的可读性，具体分析了一个时代的专制政治，且有若干深刻的警句，耐人寻味。突出表明了作者学识的进展，反映了其深邃的史家眼光和道义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