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本来是抱着学习写作的态度去阅读《写作这门手艺》的，这本书的作者是约翰·麦克菲，著名的非虚构写作大师，普利策奖得主，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非虚构写作课程很多年。他的学生里有彼得·海斯勒，也就是中文里大家都熟悉的《纽约客》前驻京记者何伟。

  《写作这门手艺》是麦克菲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写作课的经验总结，我原本以为这本书充斥着关于写作的格言和鸡汤，没想到可以收获更多的东西。要知道，写作这门手艺，不是你读了很多文学理论，读了很多作家的经验总结，读了很多鼓舞人心的话，就可以写出杰作的。写与读毕竟两码事，博尔赫斯告诫有句很中肯的话，我们都梦想写出想写的东西，但是我们只能写出能写的东西。中国有句古话说，眼高手低，意思也差不多。就算你读了再多关于写作技巧的书，并不代表你就会写出好东西。写作是需要练习的，而麦克菲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写作班，其实就是练习写作。

  但是《写作这门手艺》并不都是关于写作教程的。麦克菲本人在教授写作之前，一直都是一名非虚构作家，从1963年开始就给《纽约客》杂志供稿，所以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他与《纽约客》的编辑们各种交流，书中第三章“编辑与出版人”，更是集中介绍了他跟《纽约客》的编辑威廉·肖恩、罗伯特·哥特列布等人，因为稿子校对、修改、编辑的一些来往细节，很有意思。从中我们也不难窥探出《纽约客》的工作模式。

  麦克菲1963年给《纽约客》撰写了第一篇人物稿，这之后就作为杂志的自由撰稿人写了很多年。麦克菲回忆说，那是一篇一万七千字的人物描写，肖恩亲自编辑了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刊发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他和编辑每天都要见面，通览着校样，“一个逗号一个逗号地看，尤其是关注分号的使用”。麦克菲接下来提到，肖恩对于《纽约客》上非虚构文章的标题，有一种基本的偏见，比如描述对象的姓名不能作为标题，文章中不能出现脏话等等，这些并不稀奇。肖恩还有一种观点很有意思，他说就像雪花和指纹一样，没有两个作家完全相同，所以作家之间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竞争，“严格来说，写作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你只和你自己展开竞争。通过写作，你自己得到了拓展。编辑的目的，是帮助作家把他们独有的模式发挥到最大的程度”。

  《纽约客》前驻京记者欧逸文曾经在北京做过关于《纽约客》工作模式的讲座，当时就提到杂志设立了一个事实查证部。正好《写作这门手艺》中也用了一章“检验点”来讲述《纽约客》是如何保证非虚构写作的查证的。换句话说，对于非虚构写作者来说，写作、编辑、校对这些环节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查证，你要保证你的文章中的每个数字，每个知识点，每位接受采访的人物说过的话，都要绝对正确，因为杂志的事实查证部会检查你稿子中的每个细节。我们一般人会认为，事实查证是作者的责任，但是对《纽约客》这样的杂志来说，发表的文章一旦出现穿帮事件，麻烦就会接踵而至，会自动追踪作者、编辑，甚至杂志的创办者。这是绝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纽约客》用一种十分严苛的标准招聘事实查证员：“我们所需要的人……应该早就知道棒球的击球手有九个人，知道什么是共和党，也知道地球是从太阳数起的第三颗行星。通过这一关后，能给你带来帮助的是，你会说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或者俄语，读过古希腊著作，血压不高，热爱同伴，而且周末不用出城。”这样的测试题，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招聘大学教授，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及格。

  不过，最严苛的查证也不能保证完全正确。《纽约客》历史上也不是没有错误，据说，有一次，一位被写进文章的读者阅读杂志发现，自己成为了“已故”读者，于是他写信要求更正。随后一期的《纽约客》照此办理，却无意中又出错了。因为就在杂志印刷的时候，那位读者真的去世了。

  ■好书试读

  直到昨晚走在巴卡尔卡区湿淋淋的马路上，我才知道生在那样的家庭是不可原谅的过错。我突然领悟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孤独的，不期待双亲能提供些什么，也未曾想过向上帝寻求答案。在成长过程中，我慢慢习惯将想法以及为自我行为负责的沉重感寄托在不太明确的信仰与广泛的阅读之中。昨天，星期二，在下着滂沱大雨的夜里，我从达尔毛医生那儿走回家，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包袱只属于我，无论对或错，都是我的责任，我一个人的责任。花了六十年才明白这一点。希望你能懂，能理解我的感觉是何其无助、孤单，对你的思念是何其绝对。

  ——《我忏悔》 〔西〕乔莫·卡夫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爬上山头，来到C连驻地的边界时，我停下来，回头望了望山下的营房。透过清晨的薄雾，整片驻地一览无余。那是我们就要离开的日子。三个月前，当我们进驻这里，地面上还白雪皑皑，而此时，初春的第一片绿叶已经展露枝头。那时我便想，无论再怎样荒凉的场景出现在我眼前，都不会比此刻更加残忍。直到现在，我也丝毫找不出任何有关这里的美好回忆。

  ——《故园风雨后》 〔英〕伊夫林·沃

  湖南文艺出版社

  经济事件经常出现在报纸头条，或成为电视上的“突发新闻”。然而，通过这些新闻故事，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确定导致特定事件发生的原因，更不用说预测未来的后果。

  大多数经济事件涉及的基本原理通常本身并不复杂，但是讨论中使用的政治辞令和经济学术语，使得这些事件显得晦涩和含糊。迄今为止，那些能够解释事件的基本经济原理，并不为广大民众知晓，媒体中也很少有人能理解。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美〕托马斯·索维尔

  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