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是研究宋史的，她向外国学生作自我介绍时，一般会告诉他们，她的赵和宋的赵是一个赵，他们往往会很配合地“恍然大悟”说：“啊，princess（公主）！”

  今年7月，有网友在微博提出宋史专著《天潢贵胄》一书中，宋朝宗室赵令穰的名画《湖庄清夏图》被直译成了《清夏江乡图》。

  赵冬梅正是这本书的译者。她没想到，一本十几年前翻译的作品，至今仍有人在关注、在讨论。“艺术史我当年确实毫无涉猎，也无如今日之海量电子资源可以凭借，错漏之处，必不止此两端，还请指出，是译者之荣幸，亦读者之佐助。”赵冬梅很快转发并回应了这条批评她的微博。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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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冬梅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结缘于2000年左右。

  当时，一位前辈推荐她看看《天潢贵胄》这本书，认为值得译介过来。这是美国人写的一部宋代宗室史，赵冬梅看了，觉得题目很新颖，此前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翻译不成问题，可翻译出来怎么出版呢？于是赵冬梅通过阎步克先生，找到“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主编刘东，径直说出了希望刘东能将这本书纳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的想法。

  当时赵冬梅刚刚博士毕业留校，没有翻译过一个字，发表的东西也非常少，但刘东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好，你译吧”。

  《天潢贵胄》翻译到一半的时候，赵冬梅又看到了《中国转向内在》，并被作者刘子健先生行云流水般的思想迷住，于是她就先译出了《中国转向内在》，然后才把《天潢贵胄》译完。最后，这两本书都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出版。

  《中国转向内在》一出版，研究宋史和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就把这本书当成是开给研究生的必读书。作为一部名著的译者，彼时的青年学者赵冬梅“也跟着沾光有名了”，“我出去开会，人就会介绍说，这是赵冬梅，这是《中国转向内在》的译者。就是她译的，译得很好。”

  赵冬梅说，现在回想起来，这两本书对她写作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比如《天潢贵胄》，谈的是宋朝宗室大家族319年间的历史。这里面不仅涉及到宗室制度研究，还有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所有这些专门研究，都被作者融入到了宗室三百年兴衰沉浮的故事中去。

  “我后来做宋代人物的研究，做寇准、做司马光，是受这个的影响。我得承认，它是我作为一个译者得到的额外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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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赵冬梅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千秋是非话寇准》而被广大历史爱好者熟知。

  观众形容她是“兼具优雅与知性的最美主讲人，因为她爱上了历史”，地面讲座场场爆满，拥有千万粉丝。

  不管是宋史学界的同行，还是北大历史系的前辈、老师，反响也都非常的好。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教授说：“论当代历史学者，功底扎实而又贴近公众的，赵冬梅当之无愧。历史在赵冬梅的声音中复活。”

  感受到鼓舞的她，2013年再次登上百家讲坛开讲《司马光》。这一次，关于司马光到底有没有砸过缸的问题，甚至引发了一场民间大讨论。

  上电视去讲历史，北大历史系，赵冬梅是第一位。

  一个象牙塔里面的女人要走到塔外边去的时候，通常会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适应。更何况是出身北大历史系这样“总体取向高深，与花花世界保持距离”的百年老系。

  既要讲得通俗，又要保持历史学的尊严，赵冬梅深知“非常非常之难”，“但我为什么又去了呢？因为历史知识要分享。”

  赵冬梅对自己的定位，第一是要讲“对”的东西，第二才是要“好听”。寇准的故事简单，比较容易好听。而讲司马光，有时候一整集都在讲司马光的一篇奏札，因为它重要。

  虽然两次讲的都是历史人物，实际上，寇准和司马光，都是她的一个大的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寇准是北宋第一代政治家（打天下的那一代，赵冬梅称他们为“零代”），范仲淹是第二代，司马光、王安石是第三代，后面苏轼、蔡京是第四代……赵冬梅想通过不同代际的政治家的命运沉浮，呈现北宋政治文化的兴衰脉络。

  所以，赵冬梅的寇准和司马光，讲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她铺得很开，事件、制度、文化、社会生活等等，尽可能立体呈现。

  要得多，就做得慢。司马光的录制时间拖了四年多，在“百家讲坛”的历史上可能是最长的。

  赵冬梅口中的宋朝是这样的：有一个可以商量的皇帝，不同的意见在朝堂上是可以共存、可以讨论的。而且宋代有批评的制度，有专门负责批评的官员，关键是它有一种包容意见的氛围。这是“好”的宋朝。

  当然，宋朝的好，并非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时间都好。王安石变法之后，大宋走向了下坡路。“变坏了”的宋朝政治文化和来自北方的落后文化杂交，最终造成了近代以前中国政治文化的样子。

  “宋朝的好，在宋朝就已经走了下坡路。我唱的不是赞歌，也不能算挽歌，我想找寻的是变化轨迹，是背后原因。”这是她的大目标。

  作为一个宋史研究者，赵冬梅其实是赞美它的，但再赞美她也知道它仍然是帝制时代的一种宽容政治，它所有的根基是皇帝的宽容，当皇帝决心收回宽容的时候，那就谁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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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会有朋友抗议，说她把宋朝说得太好了。可她觉得，宋朝的好，说得还远远不够。

  “毫不夸张地说，北宋是中国读书人最好的时代。赵宋家法，对于‘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一点有清醒认识。所以，你看寇准、范仲淹、司马光、苏轼这四代读书人，都是腰杆挺直、目光坚定。就连他们的业余生活，也是充满创造力的，美的，雅的。”

  近代以来，中国人不喜欢宋朝，更喜欢那些强盛的、具有扩张力的朝代，比如汉，比如唐，甚至是蒙元。

  这种认识的产生，在赵冬梅看来，一方面是因为近代以来我们屈辱得太久，需要心理补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误解。包括学术界在内，对历史的了解过于片面，缺乏深入的研究。

  “比如大家都觉得宋朝不能打，真的不能打吗？我自己研究过宋朝的军事管理制度，宋朝军队的管理肯定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但是，你看中国历史上的北南关系——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华夏帝国的关系，什么时候是南方一家说了算呢？只要北方是统一的草原帝国，南方基本上都很难抗衡。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对抗游牧民族，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朝的战绩真不算坏。从世界范围看，抵御蒙古人时间最长的，就是宋朝。”

  这个夏天，赵冬梅在“喜马拉雅FM”上开了一个声音节目“北大赵冬梅讲中国史”，讲中国的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就是希望把这些认识的盲区扫一扫。

  对话

  宋史研究

  国际化程度非常高

  读品：在您看来，宋代有哪些政治文化制度值得后世借鉴？

  赵冬梅：太多了。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明，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又说中华文化学术“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宋朝制度政治文化的要义，简单地说，就是统治集团有底线、有理想，权力知道克制，故其政治能宽容、给自由，精英有思考力、担当精神和创造力。

  读品：史学界有一个观点“崖山之后无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赵冬梅：我不能同意，什么叫“无中国”呢？中国一直都在，而且还变大了，对吧？我更倾向于说，宋代以后，金元以降，中国发生了文化转型，在很多方面开了倒车。北宋在王安石变法以前，曾经出现过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文化的最好成绩，简单表述的话，应当是“有纠错机制的宽容政治”。但是，这种状态，到王安石变法就已经走下坡路，很多制度被破坏，政治上越来越专制，士大夫的话语空间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挤压。这种内在的恶化趋势，与来自北方的相对落后的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金元明清政治文化的主调，国家治理的水平大幅滑坡，再也没有回到宋朝的水平。

  读品：宋史研究为何要关注海外同行的研究成果？

  赵冬梅：就宋代历史研究而言，它的国际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传统上，中国人对于宋代的评价其实并不高，我们比较重视汉唐。对于宋朝的重新评价，是进入20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把宋朝作为东洋近世的开端，就是说从宋朝起，中国进入了他的modern times。陈寅恪先生则认为，未来华夏文明的复兴，应该是带有宋朝元素的复兴。也就是说，重新评价宋朝，是20世纪以后海内外同时开始的。但是从50年代之后，海外和海内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海外是继续发展，不断深入；但是大陆的宋史研究处在一个相对停滞的状态。到了80年代，我们重新开始宋史研究的时候，海外学者其实已经拉下我们一大截，那这样你当然要去学。如果你现在让我评价，我会认为经过80年代到现在长时段的发展，海内海外的宋史研究，处在一个各有千秋、各有它领先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那我们当然要重视海外同行的研究，因为我们是在一起推进宋史研究的进步。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高级访问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2012年、2013年，登上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讲述《千秋是非话寇准》《司马光》 并出版相关图书。著有《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