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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9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现代快报网
程章灿:做中国学问,无问西东
  程章灿教授说,对中国研究这门学问,不要问是外国人做的还是中国人做的,应该问的是他做得好还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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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章灿是程千帆先生的弟子。26岁不到,他就成为国内最年轻的文学博士。30岁时,已经出版4本专著。2008年,45岁的程章灿荣膺教育部长江学者称号,这不仅是南京大学人文学科中的第一位长江学者,在全国人文学科中,大概也是最年轻的一位。

  二十多年来,程章灿的治学横跨赋学研究、六朝唐宋文学研究、石刻文献研究、地方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在海外汉学的译介与研究方面也卓有所成。

  在接受现代快报读品周刊专访时,程章灿说,对于中国的研究,早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做中国的学问,不能不关注海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从1980年代开始整体译介海外汉学,至今已30年,在学界,可以说是无人不读、无人不受其影响的一套书。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文 顾炜/摄

  研究中国

  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读品:程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国际汉学方面的研究?

  程章灿:本科毕业后,我考上南大中文系,跟着程千帆先生研究唐宋文学。我入学时英语成绩好一些,进校后英语免修,程先生就鼓励我学习第二外语,同时交给我一些英美同行的论文,让我翻译练笔。程先生要求我们,不要把英语当作申请学位的敲门砖,而要放眼长远,不断提高外语水平,不仅要能够通过外语吸收新知,而且能利用外语在国际上推阐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后来,我有机会到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欧美名校访问研究、讲学交流,也得益于由此积累的一些外语基础。有这样的机会,自然就更关注海外同行的研究论著了。

  读品:做中国的学问,为什么要关注外国人的研究?

  程章灿:民国初年,王国维、陈寅恪那一辈学者老早就强调:学问是天下的学问,是世界的学问。研究中国,也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做的。研究中国是一门学问,一门大学问。对中国研究这门学问,我们也不要问是外国人做的还是中国人做的,应该问的是他做得好还是不好。好的要吸收,不好的就淘汰。清华校庆拍了部电影《无问西东》,那是清华的精神,也是我们面对海外中国研究应有的态度。其实,民国时代的有识之士,大抵都这样看。我最近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大校长蒋梦麟对郑天挺说:中国书要读,不然会“昧于国情”;西方的书也要读,不然就会不了解当今世界的思想。做中国研究学问的人,也应该这样。

  我这几年一直给博士生开一门课“欧美汉学研究原著选读”,目的就是让学生确立一个意识,要关注海外同行对中国文史研究的成果和动态。我也常向学生推荐这套丛书,不少学生已经翻译出版了一些海外中国研究的论著。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学界无人不读的一套书

  读品:198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当时您正在读博士,学界对这套书的出炉有何反响?

  程章灿:现在年轻人要了解海外中国研究方面的情况,比我们那个时代方便得太多,网络时代加上数字化技术,国外的各种研究资讯纷至沓来,有的简直是不请自来。1985年,我做硕士论文,研究晚宋作家刘克庄,不要说国外的论著,连台湾的一些相关论文都不好查。到1980年代中后期,我做博士论文,要找一篇国外的研究论著,也很费周折。我去找程千帆先生,程先生就拜托周策纵先生、叶嘉莹先生、倪豪士教授等人,从美国、加拿大复印,再千山万水地邮寄回来,费时费力,等上两三个月时间,是常有的事。总之,信息沟通渠道不畅。

  所以,当时江苏人民社出版这套书,从思想观念上说,是得风气之先。另一方面,从物质条件上说,上世纪80年代,出版社经济实力比现在要差很多,出书难,这种学术书又不畅销,不赚钱,还会赔本。在这样出版困难、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出版社看准了这么一个好的选题策划,持之以恒,真是难得。作为读者和学术上的受益者,我要向主编刘东先生致敬,他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也要向江苏人民出版社致敬,多年坚持做这套书,规模和影响越做越大,很了不起。这套书涉及面很广,包括中国研究的各种方面,文史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有古代中国研究,也有近现代中国研究,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我想,没有一个认真严肃的学者没读过这套书,只是读得多还是少的问题。

  译介海外汉学

  “痛并快乐着”

  读品:2004年,您翻译了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的《迷楼》。为什么首次翻译选择这本书?

  程章灿:1995年我在哈佛访学,跟宇文所安已经熟悉了,但没想过要翻译这本书。后来三联要出宇文所安作品系列,架不住编辑软磨,我才答应,但没约定交稿时间。《迷楼》与宇文所安唐诗系列的几本书很不一样,《迷楼》不好读。《迷楼》不是纯粹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它是比较文学研究,是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来看中国文学,看中国古代诗歌。本书中引证的诗歌,无问西东,不分古今,从荷马史诗,到波德莱尔、马拉美、里尔克,到古诗十九首和六朝三唐诗。理论是一方面,诗是另一方面。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书中提及的诗,我要自己翻译,以配得上书中的解析。这就自我为难了。译完这本书后,我跟责编说,以后再也不干翻译的事了。

  读品:但您接着又翻译了薛爱华的《神女》和《朱雀》。

  程章灿:对啊,话是这么说过。没想到,才过三四年,我就“好了伤疤忘了疼”。薛爱华的书,我老早就喜欢看。2006年,我在美国一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学,把能找到的薛爱华的书都找来看了,越看越喜欢。回国后就建议出版社出一套“薛爱华作品系列”。这两本书卖得很不错,算得上学术书里的畅销书。

  最近又翻了薛爱华的《闽帝国》和《珠崖》。两本小书,都只有十万字,主题很好玩,一本写五代时的福建,一本写海南岛。今年应该能出版。

  读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过宇文所安的《他山的石头记》,您跟他是多年朋友,也翻译过他的书,您对这本书怎么看?

  程章灿:很好。书写得好,翻译得也好。那是田晓菲(宇文所安的妻子)翻译的。读这本书,能读到很多宇文所安很个性化、很好的想法。因为这是论文集,不是专著。专著对某个问题会挖得深一点,论文集每一篇都有新角度,有新想法。

  读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您有特别推荐的书目吗?

  程章灿:这套丛书的选目,大多数是好的,读者可以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挑选阅读。就我个人的专业兴趣来说,我推荐《他山的石头记》。《斯文》也不错,译者很认真,已经出了修订版。外语好,懂专业,态度认真,找译者就得满足这三个条件。《内闱》原书不错,但翻译还有些问题,后来再版时修订了。

  读品: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在请您翻译一本书?

  程章灿:《早期中国祖先记忆》,2012年的一本新书。书中大量使用汉碑材料,学术界专门研究汉碑的人也不多,我恰好涉猎过一点汉碑,就被刘东抓住了。这本书翻译起来有难度,有压力。

  应与海外同行

  开展平等理性的对话

  读品:今年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您对这套书有何评价?

  程章灿:首先是角度新,方向对,开风气之先。19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那时候要看到外国书很难,翻译引进海外著作是一件很有眼光的事。其次是选题好。这不是一般的外书翻译,而是专门翻译海外中国研究论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为话题和主题直接关切中国,所以,不仅学界欢迎,很多一般读者也喜欢。第三就是持以之恒,不是做一两年、三五年,而是坚持了30年,最应该点赞。实际上,海外中国研究成果的译介,一开始并不是只有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做,其他出版社也在做,起步阶段甚至不分上下,但到现在,就规模和影响来说,都赶不上这套丛书。所以,创新很重要,坚持更重要。回首过往30年,积累丰厚,贡献巨大。

  读品:对于如何进一步办好丛书,您有何建议?

  程章灿:我把中国研究分为三大块:一是中国人研究自己,有人也称之为“国学”;二是日本人研究中国,日本人或称为“东洋学”;三是欧美人研究中国。后两大块有人称为“海外汉学”,有人称为“国际汉学”,总之都属于海外中国研究。日本原先属于东亚汉文化圈的,跟中国文化之间有一种既内又外的关系。欧美人研究中国,则是外在于汉文化,从另一个文化圈内看一种异文化。这套书相对来讲,欧美的书介绍得多,日本的较少;历史方面的多,文学方面的少;在世学者的书多,过世学者的书少;专著多,论文集少。其实不见得老书就过时了,尤其是一些经典著作。论文也不见得就容易过时。未来的丛书选目,也许可以考虑在这几方面适当调整比例。

  读品:对海外同行的研究,您认为应该保持怎样的态度?

  程章灿:对海外同行们的研究,应该持平等、理性、对话的态度。所谓平等,就是不卑不亢,平等交流。所谓理性,就是实事求是。面对名满天下的学者,他说得对,他的思路好,我们就借鉴学习;他说得不对,就批评,或者批判。所谓对话,就是有来有往,交流讨论,有基于自身立场的反馈与回应。读任何人的书,都不要取仰望的视角,不要有“粉丝”的心态。

  程章灿

  现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校高级访问学者,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魏晋南北朝赋史》《刘克庄年谱》《汉赋揽胜》等,译有《迷楼》《朱雀》《神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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