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代史学而言，海外汉学在实际上起着引领风气的作用。中国现代史学特质的形成、史学潮流的兴替，与海外汉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尤其是2007年，蒋介石日记在斯坦福大学开放，海内外掀起学术赶潮。人们不得不承认，追寻民国史的真相，必须留意海的那边。

  从八十年代在南大接触海外汉学，到四次访问海外汉学重镇——哈佛燕京学社，民国史学者陈红民成就了中外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传奇。

  今年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现代快报读品周刊对与丛书关系密切的陈红民教授进行了专访。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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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陈红民考上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茅家琦、张宪文诸先生，成为大陆高校系统首位民国史方向的研究生。

  八十年代，中国刚从文革废墟中走出，社会秩序、学术研究等都亟待重建，在史学领域，人们早已看腻了由政治主导的空洞的史学论述，急需一股新鲜的空气。

  《万历十五年》应时而来。在开篇里，黄仁宇以颇具画面感的方式叙述了1587年3月2日早上的情景。陈红民至今还记得初读时的震撼：啊，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

  另一位美国中国史学家史景迁的著作在国内同样畅销。史景迁把断裂的历史资料，通过想象进行整合，将其变成有血有肉的人。

  彼时的陈红民，得益于南京大学活跃的学术交流，开始接触海外汉学尤其是海外民国史的研究。当时王庚武、易劳逸等国际汉学界大咖，都曾先后到南大访问。后来成名的裴宜理，也从美国来南大留学。

  最大的机缘是在1983年，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后来任爱知大学副校长的砂山幸雄来南大留学，陈红民作为“陪住生”，和砂山同吃同住一年，进一步加深了对海外中国研究的了解。

  通过砂山幸雄，陈红民第一次读到了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者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当时还是复印本。易劳逸提出，国民党在掌握权力后，很快就失去革命动力，而变成以维护权力为重的军事独裁。

  应该说，这一观点符合大陆学界的主流观点，但美国人那套实证的方法，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乏味的表述迥然不同，这对陈红民触动很大。

  1986年，易劳逸来南大访问半年，此时的他已经出版了《流产的革命》的“续集”《毁灭的种子》。这两本书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成为对国民政府进行学术研究的新标准。这也是陈红民日后翻译易劳逸著作的一个重要契机。

  虽然民国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雷区密布，荆棘丛生，但另一方面，机遇和挑战同在。陈红民这拨学者的成长是和学科发展同步的。

  “我们当时做民国史的时候，老师们也刚刚转入这个领域，我们和他们几乎同时起步，你可以随便找个题目占山为王，成为专家。”

  硕士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是陈红民的成名作。从某个人物或某个时间点切入历史的纵深，这是海外学者惯用的方法。但在当时，却得风气之先。

  著名历史学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看到这篇论文后，非常高兴，不仅推荐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还特意跑到南京，主持学术座谈会专门讨论。那是1985年，也是那一年，广州市人民政府为胡汉民另建了新墓，算是重新盖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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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陈红民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作为海外汉学研究重镇，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的中国现代资料让他吃惊。

  “没想到有那么多关于胡汉民的资料，惊喜到有点傻眼了。”陈红民就跟时任社长杜维明教授说，研究胡汉民是他最拿手的，他想放弃原来申请时的题目，回头再做这方面的研究。杜维明很支持，说燕京给所有访问者最大的学术自由。

  1996年到1997年，九个月的时间里，陈红民每天泡在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室”，特地买了台当时还很稀罕的笔记本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把这些资料敲了进去。当时的馆长吴文津跟他说：“我见过最多三个月每天来图书馆的，但没见过九个月天天来的。”

  最后陈红民的博士论文《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研究》，就是以这批资料为基础写成的。对如何处理这批资料，杜维明提醒他，要留意胡汉民往来函电里的人际网络研究，因为这个研究套路美国很流行。

  陈红民的用功给哈佛人留下极深印象。2002年，陈红民第二次访问哈燕社，恰逢燕京图书馆刚刚入手蒋廷黻的资料，新任的郑炯文馆长委托陈红民将这批资料整理出版，因陈手头忙于另一项研究，一直未能腾出时间。直到七年后，陈红民第三次来哈佛，才着手做这项工作，此时的他已从南大转入浙大。其间清华大学有学者表示愿意出资整理，因为蒋廷黻曾做过清华历史系主任，他们很看重。但被郑馆长婉拒，表示已经托付给了陈红民。

  “我在哈佛燕京也差不多是一个传说。哈佛燕京是1920年代成立的，一直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机会均等。资助的都是其他途径比较难得到钱、没有去过美国的人文学科学者。不过我比较特殊，我前后去访问过4次，3次是由他们资助的，这是之前没有过的特例，也算是一种殊荣。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做得比较好的缘故。”陈红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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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陈红民的关注重点在蒋介石及其相关研究，推动相关研究的学术化和国际化。

  2006年，陈红民离开南大赴浙大任教，次年建立了海内外首个蒋介石研究的专门机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先后四次主办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了第一套“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丛书，担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的首席专家。

  2007年，蒋介石日记在斯坦福大学开放，随即掀起学术赶潮。海内外学者纷纷涌入胡佛研究所抄日记。“蒋研中心”先后有10多位教师和研究生去阅读日记，在这场“蒋介石日记热”中没有缺席。

  陈红民去过三次。通过阅读日记，纠正了他过去的一些认识。“比如以前曾认为蒋信教只是实用主义。读到日记后，才发现蒋介石是个蛮虔诚的基督教徒。”

  陈红民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陈红民教授学术交流广泛，三次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哈佛大学访问研究。

  对话

  丛书对于学科构建

  起到标杆作用

  读品：您参与过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德国与中华民国》的翻译，请谈谈这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

  陈红民：这本书最早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潘平找我们翻的。新译本于200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套丛书里有些不是初翻，是别人家出过，他们再出。把过去散在各处的珍珠集中在一起而大放异彩，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点。

  读品：这本书对您的历史研究有何启发？

  陈红民：它提供了历史研究的连贯性视角。过去我们喜欢把历史分时期研究，可能政权更替是这样，但社会文化习俗却不是。比如谈中德关系，民国时期的重工业很多是德国人帮着我们造的，1949年以后，除了苏联援建了一部分，很多钢铁厂都是德国以前造的，所以中德关系结下的成果不是到1949年就戛然而止了。

  读品：丛书中的哪些书令您印象深刻？

  陈红民：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 90年代初我在南大给研究生上课，一直用它来做教材。那时候做现代化研究，连最基本的概念和界定都没有，只能用别人的。当然我们后来批判它批判得很厉害，但你的批判是建立在向它学习的基础上。你只有在了解、熟悉、超越它之后才能去批判它。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影响也很大。还有萧邦奇的《血路》，似乎回到了我们《史记》的传统。

  读品：今年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在您看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对学术界的影响何在？

  陈红民：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百废待兴。传统的文史哲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新兴学科如社会学、法学、经济学面临着重建的问题。“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模仿的对象。很多著名学者都是这套丛书的译者。所以说，这套书从总体上对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起了非常大的标杆作用。

  读品：海外中国研究对国内史学研究发展有何启发？

  陈红民：这是毫无疑问的。西方学者善于解释新史料，有机地运用自己的叙述；他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让那些看惯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

  读品：海外中国丛书依然在生长、壮大，您认为还有哪些书可以收进来？

  陈红民：陶涵的《委员长》，蒋介石的一本传记。原来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蒋介石一直是贪婪、腐败、独裁的形象，相当的负面。到了陶涵这本书，里面讲蒋介石为中国现代化做了很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