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前几天跟朋友闲聊，说起暑假。我说如果我有孩子的话，一定会每个假期都会带小朋友换一个城市生活，不是那种观光式的旅游生活，而是找一个陌生的有历史感的城市，租一个房子，像那个城市的居民一样生活一段时间，时间越长越好。因为只有潜心到一个城市的肌理，深入表层之下，你才能触摸到一座城市的脉搏和心跳。

  想起前几天一直在读卡尔维诺的《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卡尔维诺说得好，旅行就是一种生活体验，正如其他任何一种生活体验一样，能够让我们更加丰富。卡尔维诺1959年底第一次去美国，在美国呆了半年时间，回来之后完成了一本书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半年时间，他当然不是像我上面说的只呆在一个城市，一呆半年，而是几乎走遍了美国所有的城市。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学过的历史，二战结束不久，美国已经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经济发展昌盛，消费水平提升，城市摩天大楼摩肩接踵而起，消费主义升级换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开始形成，“垮掉的一代”崛起，披头士和摇滚乐盛行，个性解放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种族主义。但是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他还不太习惯美国和纽约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欧洲人的自我意识中，欧洲和巴黎才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一个欧洲人来到美国之后，会用一个欧洲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所见所闻。比如卡尔维诺初到纽约，第一印象就是“被摩天大楼堆砌成的怪兽般的纽约仿佛一座被遗弃了三千多年的废墟矗立在那里”。

  但是卡尔维诺还是充满兴致地记录下了他在美国之行的很多细节。这些鲜活而生动的细节在多年之后重新阅读，具有了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象征意味。比如他说，爱一座城市就不得不承受一些折磨，你要看着这座城市发生改变，熟悉的街景消失，古旧的氛围被破坏，而新的东西，尤其那些拔地而起的建筑越来越丑陋。但是他转而就调侃说，幸好在纽约，这样丑陋的建筑也不会幸存多久，就会被新的建筑取代，不像意大利，见到一幢难看的建筑，你可能得一辈子面对它。他还很奇怪，为什么美国人不去电影院？为什么他们喜欢意大利浓缩咖啡？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去书店？为什么到达美国一个城市最先要看的是他们本地的滑稽戏或者脱衣舞？为什么美国家庭请来的佣人的车要比主人的车还要大？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历史观念？这些看似很琐碎的小问题，通过卡尔维诺的观察、审视和总结，最终都有一个欧洲人的视角解释。

  比如在美国人读什么的问题上，卡尔维诺意识到，这个国家给人的印象是除了读书什么都做。但是实际上，美国人的阅读行为还是很普遍的，于是他转而就调侃补充说，美国人“给人的印象是除了好的书什么都读，事实上他们也读好书，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小心而错误选中了好书”。这种观点倒是不小心暴露了一个欧洲人典型的文化偏见，以及内心放不下的那种精英知识分子的矜持感。

  在书中，卡尔维诺还提到他认识了一位美国作家比尔·斯特恩，他跟随这位作家一路行进，去他的家乡，进入了他的家庭，还去接触其他作家圈子。在卡尔维诺的意识中，美国的作家相比欧洲的作家生活更波希米亚一些。当然，对于作家的生活来说，最好是找一份工作或者教职，业余写作，但是如果你想专职写作，也可以申请各种文化基金，不断去争取一些奖金和补助，然后拿着申请到的一笔钱，去找一个生活水平更低的异域风情国家或者城市，“以这样的方式可以接触到更多稀奇古怪的故事和人，启发更多的灵感”。

  在美国的半年时间里，卡尔维诺总结了他对美国的印象，美国是个金钱至上的国家，而且始终是一个实际到有些残酷和玩世不恭的国家。但是，他又强调说，我们不能只看到这种残酷的负面。因为我们的利益本身里都蕴含着一种道德态度，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高于那种虚伪地为自己寻找高尚动机的道德。这大概就是一个欧洲人与一个美国人之间的差异所在。

  ■好书试读

  在缅因州的圣克劳兹孤儿院里，有一所附设医院，里面有两位护士专门负责为男孩部的新生儿取名，并查看他们的小鸡鸡割包皮后的愈合情况。当时（一九二几年），在圣克劳兹出生的所有男孩都得割包皮，因为孤儿院的医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治疗过许多没割包皮的军人，并因此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位医生还兼任男孩部的负责人。

  ——《苹果酒屋的规则》 〔美〕约翰·欧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尽管十分困惑且极不情愿，恐怕我还是得承认一个逐渐占据我脑海的糟糕事实，那就是我迷路了！绝望地彻底迷失在这巨大的如同迷宫般复杂的猛犸洞穴深处。我思绪混乱，晕头转向，找不到任何可以指引我走出这个洞穴的路标。难道我再也不能凝视着耀眼的日光了？还是我再也不能欣赏外面丘陵和山谷的美丽景色了？这样的想法使我陷入了绝望之中。

  ——《死灵之书》〔美〕H.P.洛夫克拉夫特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1922年6月21日下午6点30分，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被送出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他来到红场上，凉爽的天气格外宜人。伯爵边走边像游泳一般双肩往后一收，长长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步履没有丝毫停滞。天空的颜色与圣巴索教堂湛蓝的穹顶一般无二。而那些粉红色、绿色和金色也熠熠生辉，仿佛宗教的唯一目的是为神性而欢呼。正在国营百货公司的橱窗前交谈的布尔什维克的姑娘们也打扮了起来，似乎在庆祝春天的尾声。

  ——《莫斯科绅士》 〔美〕埃默·托尔斯 湖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