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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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敌》是翁贝托·埃科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随笔集，从时间上讲，它是最新的（意大利文版原著问世于2011年），可在我们读来，它又像是一部旧的随笔集：《天堂之外的胚胎》说的那点儿事不是在《倒退的年代》里的《论胚胎的灵魂》一文中已经讲过一遍了吗？《岛屿缘何总难寻》的话题在《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里的《关于岛屿志》已开其端，而《雨果，唉！论其对极致的崇尚》一篇引用《笑面人》里约瑟安娜大叫自己爱的就是丑人一段，其实在《丑的历史》里已引过一回了；同一篇文章引用的《九三年》里对吉伦特党人、山岳党人诸豪杰的列举，不是也早在《无尽的清单》里抄录过一大通了吗？甚至标题作《树敌》一文，也像是将《密涅瓦火柴盒》里的《羞耻啊，我们居然没有敌人！》加以扩写而已。

  我们想说，埃科啊埃科，您像处理过期月饼一样以旧充新，真的心安理得吗？

  当然，当然，我们无意苛求，七十几岁的老学者还文思泉涌，新想法，新材料活蹦乱跳，也不现实。其实，如果说《树敌》一书对我们尚有吸引力，这吸引力恰好就来自这“自我重复”的一面。“自我重复”像是无意中加的着重号，无形中变的黑体字，让我们一下子看出，作者在灵感已如雨余沾地絮之际，其思想的游丝真正牵系所在。

  事实上，“无尽的清单”就是埃科惯用的写作模式。而清单的秘密，无非是列举、列举，乃至穷举。我们或许可以将书中的《寻宝》一文视为此类“无尽的清单”式的写作范例。这里的“宝”特指基督教的圣物。圣物流传，虚虚实实，埃科的寥寥数语，点破了其荒唐之处。

  问题是，埃科从来不喜欢让自己开列的清单停下来。他评价雨果作品，用了“过量的诗学”的说法，其实他的文章也是“过量的诗学”；若能在适当的时刻停下来，那就不叫“过量”了。《寻宝》中列举的各式各样的圣物，粗粗数下来，也有上百个之多。它们不是圣巴尔多禄茂的头盖骨，但对我们而言，它们跟圣巴尔多禄茂的头盖骨已没有本质的区别，是圣斯德望的手骨，还是圣佳琳的肋骨，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已知道了，这些圣物的来源不甚可靠，很可能是后人附会的。埃科的“过量”，体现了他的博学。但有时想想，我们要想列个“无尽的清单”，也并非什么太难的事，比如我们可以相对轻松地列一个质数的清单：2、3、5、7、11、13……关键在于，当你列到967、971、977……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打断你了，或者在这之前就早早打断你了。

  博学，也分不同的类型，有深邃透辟的博学，有融会贯通的博学，也有只停留在一个平面上的博学：这根趾骨在这里，那根趾骨在那里……这样的博学，我看可以称为博物学家式的博学。博物学家的闻见当然广，但其分析手段实在有限，好像最擅长的也只是分类而已：臂骨啦，肋骨啦、头盖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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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埃科的书，我们固然能领略一种博学，但偶尔会感觉，那只是把质数983、991、997……一直数下去的博学，我们已浑然忘却当初干嘛要领略这种博学了。

  不甚深刻完满的博学，还有一个副作用，就像读了太多色情小说，有可能扭曲人对现实的判断。且以书中《天堂之外的胚胎》一文为例。这篇貌似评述古人言说的文章其实指向一个当代话题——堕胎。埃科接连引述了奥利金、德尔图良、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神学家的观点，尤其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里引了又引。那么，埃科的意图是什么？他无非想说：“教会虽每以托马斯·阿奎那之教义为矩矱，然在此问题（指堕胎问题——引者注）上，却决意不声不响背离其观念。”虽然埃科对自己写此文的目的有所限定——“本文并不想评价目前存在的各种争议，只想澄清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但在我看来，这种炫博的文字仍然是学究气的，归根结底是无用的、无意义的。

  问题的症结在于，托马斯·阿奎那尽管是一位了不起的神学家，但对于21世纪关心堕胎是否合理、是否违反道德准则的人们来说，他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威”，也就是说，不管他对某一事物、某一现象作何评价，我们没有因为是他说的就得听信之这样一个前提。我们是否听信之，完全取决于他说的是否符合事实或是否予人启迪，而非取决于他曾一度具有的神学上的权威性。而我们读过埃科所引《神学大全》数段言论后所能得出的结论恰恰是，托马斯·阿奎那在胚胎是否进得了天堂这一问题上的言说是模棱两可、混乱不清的——如果不是荒唐武断的话。埃科对教会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书呆子做派。我们都知道，《神学大全》是一部特别庞大的著作，2008年出版的中文全译本有19册之钜，教会不可能凡百事物皆以《神学大全》为典据，就算教会真心乐意听从托马斯·阿奎那的教训，也不大可能像闲着没事的教授那样在十几册的大书里细心巡弋、从容寻绎。其实，在这里，存在一个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古人言说的问题有待解决。在我看来，古人说的对不对、好不好，是我们应首先考虑的，甚至是唯一值得考虑的。而在那些“不敏”而好古的酸丁那里，好像只要是古人讲的，尤其是有名的古人讲的，哪怕它其实是平庸乃至可笑的，也会得到特别的尊崇优待。要我说，像《天堂之外的胚胎》这样的文章，是大可以不写的。托马斯·阿奎那到底支持堕胎还是反对堕胎，真的重要吗？这样的问题就留待科学、开明的头脑去思考吧。

  埃科读过许多书，读过许多偏僻的、一般人罕觏罕闻的书，他也花了好些工夫钻研、解析那些微妙或玄奥的文学作品，但说起来很有意思，他最喜欢的书，恐怕并不是他专门研究过的奈瓦尔的《西尔薇》或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倒很可能是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或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

  3

  也许对埃科来说，微妙、玄奥终归是枝叶，而湔洗不去的则是故事，是故事的架子。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他自己创作的那些小说中窥见：试想一下，埃科的小说有什么现代派的写法？有什么繁复

  意象？有什么精妙语汇？他想写的，压根不是奈瓦尔或乔伊斯那样的小说，他的追摹对象恐怕一直是大仲马或欧仁·苏。埃科的小说里是没有有血肉的人物的，他笔下的人物是为了实现其功能而设置的，他在意的只是故事，而且只是故事的架子，这个架子要么靠复杂的情节搭建，要么由特定的理念支撑。他只关心骨头、骨架，对肌肉、血液不甚措意。当然，在思维的复杂程度、深刻程度上，埃科的小说是超越了大仲马或欧仁·苏的作品的，可是，埃科的复杂或深刻，也不过是他所处时代所不难达至的一种复杂或深刻罢了。这就意味着，就他们代表其所处时代的一种并非多么高深的思维水平而论，埃科跟大仲马或欧仁·苏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我们大可以说埃科是20世纪晚期的大仲马；要是大仲马能活到20世纪晚期，他也会像埃科那样写小说的。

  因此，究其实，埃科在文学上的鉴赏品位恐怕仍是通俗小说式的。我们自然并不是说他欣赏不了但丁或普鲁斯特，而是说他的系恋、他的根源是在通俗小说这里，在这里，他最自在、最安逸、最巴适。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埃科为什么会在《雨果，唉！论其对极致的崇尚》《我是爱德蒙·唐泰斯！》里对雨果、大仲马那些通俗小说味道极浓的叙事大加赞赏了。说“我是爱德蒙·唐泰斯！”就跟说“我是包法利夫人！”一样，是一种明白无误的自我认同、自我归属、自我定位，等于说“我是大仲马”。我只能说，埃科的自我定位是相当准确的，再无其他了。

  在《树敌》《电视女郎与保持缄默》《关于“维基解密”之反思》等文中，埃科又回到了《带着鲑鱼去旅行》《误读》式的小品文写法。笑料多半来自具象的归谬法。对现象夸张再夸张，直到你觉得它太荒唐，不得不笑了。不过，我读埃科的小品文，从来没笑过；我觉得它们都不好笑。夏志清评价伍迪·艾伦，说他那是“硬滑稽”，我看大可移赠埃科，用以总结他的小品文。“硬滑稽”之所以不滑稽，就因为它的“硬”。在《关于“维基解密”之反思》中，埃科悬想在未来，为了避免泄露，机要信息的交换将不得不回到原始的方式：“比如在卢里塔尼亚的宫廷化装舞会上，某位白面小丑，偶尔退避至烛光照射不到的阴影下，摘下面具，露出奥巴马的脸，对面的书拉密女则迅速撩开面纱，我们发现那是安格拉·默克尔。”这种戆豆先生式的表演，即是典型的“硬滑稽”，其中幽默的空气已相当稀薄。利顿·斯特拉奇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幽默家”，仿此，我们不妨说翁贝托·埃科是位“不幽默家”，既然以峻刻严冷著称的俄罗斯小说家可以有诙谐的一面，一贯想借插科打诨讨读者欢心的意大利小品文作家自然也可以是不幽默的。

  《树敌》《电视女郎与保持缄默》和《关于“维基解密”之反思》分别指向移民问题、新闻审查、信息安全。对埃科表达的那类观点，我一向并无异议，不过，对于我而言，他始终是个“开明的普通知识分子”。所谓“开明”，是说他讲的多半并无不妥；所谓“普通”，是说他的“开明”在知识界属于平均水准。他既不是伏尔泰、狄德罗，也不是萨特、福柯，听他谈任何问题，都不可能有拨云见日、醍醐灌顶的透彻感。他手里没有劈开冰海的利斧，有的只是花衣小丑的那根棒，这里打打，那里敲敲，发出几下清脆的撞击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