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朱伟是《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到另一个作家的家里。在此期间，朱伟相继结识了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并推出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位置上退休之后，朱伟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系统重读和点评了10位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经典，《重读八十年代》诞生了。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朱伟

  《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

  1978-198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做记者、任文艺部编辑。

  1983-1993年在《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任编辑、编辑部副主任。

  曾在《人民文学》推出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1988-1989年在《读书》杂志撰写《最新小说一瞥》专栏，主编《东方纪事》杂志。因爱好古典音乐，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并编著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1995年9月起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代表作：《考吃》《有关品质》《微读节气》《四季小品》等。

  八十年代是什么

  八十年代是什么？朱伟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在网上到处流传——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的时代。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那时，朱伟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东大桥，李陀坐两站路公共汽车就到朱伟家了。在一个城市里，彼此距离都很近，骑着一辆自行车，说到就到了。更重要的是，那时的亲密无间，彼此是可以不打招呼，随时敲门都可以进去的。他还清楚地记得，早晨他骑车去阿城家里，阿城总在被子里瓮声瓮气地说：“催命鬼又来了？”傍晚去，阿城总不在，桌上有留言：“面条在盆里。”

  整个八十年代，朱伟的文学履迹，就是骑着一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每周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书店，或者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

  这辆自行车对于余华也有着难忘的记忆，因为他骑过一次又一次。

  “从1988年秋天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一直到1991年初毕业，朱伟在白家庄的家是我每周都要去的地方，我们坐在沙发里谈文学看电影，电影是录像带，画面经常会闪现出一道道划痕，在这些有划痕的电影里，我们看了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还有不少名字）他们的作品。录像带都是朱伟去弄来的，我在鲁迅文学院的宿舍里时，有人叫我的名字去接电话时，经常是朱伟打来的，他在电话里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有好片子。我吃过晚饭以后，满怀欣喜坐上公交车去朱伟家，看完片子还要讨论或者争论，当我准备回去时发现太晚了，没有公交车了，我就骑着朱伟这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回到鲁迅文学院。”余华在《朱伟的凤凰牌自行车》一文中写道。

  那段时间，余华和格非经常在朱伟家相聚。朱伟记忆中最难忘的是1990年夏天，余华、格非一起在他家看世界杯。决赛之夜，他们准备了啤酒与各种吃食，余华坚挺马拉多纳，朱伟则赌德国队，格非态度犹疑。最后，德国胜了。他还记得余华当时气急败坏，说，“阿根廷虽败犹荣，阿根廷虽败犹荣！”

  在南京的那两年

  《重读八十年代》最后一篇写苏童—— “我是1987年到南京才认识苏童。那时他在《钟山》当编辑，还住在宿舍里。《钟山》编辑部在湖南路一栋旧楼里。”

  1987、1988那两年，朱伟应江苏文艺社老社长蔡玉洗的邀请改造《东方纪事》杂志，南京就成了他那两年特别亲近的城市。范小天、苏童、叶兆言、黄小初，也成了他那段时间最亲近的朋友。

  “那时小天在《钟山》当编辑部主任，还没当上副主编，苏童到《钟山》，应该是他看中的，苏童是他师弟。那时小天在南京，围拢了一个文学圈，叶兆言与苏童，都还没成为专业作家。兆言那时在蔡玉洗手下当编辑，天天为上班叫苦不迭。”

  “我们在一起相聚，兆言请我到他家吃饭，他好吃，厨艺高超，小天、苏童、黄小初作陪。记忆中第一次准备的主菜是菜花甲鱼，是他自己上菜市场挑的，大家咂吧着嘴连称鲜美。苏童像个虎头虎脑的清纯少年，不善言谈，说话还常带点羞涩呢。我注意他走路会晃起肩膀，身上能量无处消遣的样子。”

  1987年，25岁的苏童发表《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和《1934年的逃亡》，一出场就成了一流作家，1988年分到了房子，居然是距新街口很近的一座小木楼。

  “我们去看他的新房，苏童抑制不住对这木门木窗老房子的喜爱。房不大，却是楼上楼下，有踩上去咯吱吱响的木梯。”大概是1988年春节朱伟回上海前，全家还在这老楼上苏童卧室兼书房的门外打过地铺。

  朱伟在《人民文学》只经手发了苏童的一个短篇。那是朱伟编辑的1989年第三期的小说专号，余华、格非、苏童集中在一起亮相。几个作家都有共同的江南生长背景，经常被拿来一起讨论，朱伟就策划了这个专号。余华的《鲜血梅花》、格非的《风琴》、苏童的《仪式的完成》，这一期是1987年后《人民文学》最亮丽的一期。那期本来还有叶兆言，结果其他三位的小说都准时到达，偏偏叶兆言的那篇在邮路上耽误了，就没能一起发表。

  只能重读，无法重返的年代

  八十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比作家牛，地位相当于现在的风险投资人，作家都要“豁”着编辑。如果一个文学编辑发了你一篇小说，你的命运可能从此改变。试想一下，如果不是编辑发了余华的处女作，他今天可能还是一个诊所的牙医，你也根本读不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就不会有后来张艺谋拍摄的电影《活着》。

  发现一篇优秀的小说是编辑的职责，书里朱伟常常提到因为没有抢到某个作家的小说而

  感到懊恼。但朱伟很勤快，常常骑着破自行车满北京找那些作家，采用人盯人的战术，从作家开始有创作想法，到最后作品完成，其间一定要盯紧。比如朱伟盯着莫言，希望他下一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当时莫言正在创作《红高粱》，等朱伟觉得高粱熟了，该收割的时候，发现《红高粱》被《十月》的编辑张守仁拿走了。

  换别人，这口气就忍了，朱伟气不过，打电话给张守仁，又把《红高粱》要回来了，最后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这也有了后来张艺谋盘腿坐在朱伟家的炕上兴奋地想把小说拍成电影的想法。很多人不知道，朱伟是《红高粱》的编剧之一。

  这是文学编辑在当时的地位。所以，那个八十年代，只能重读，无法重返。

  八十年代：未完待续

  朱伟原来在博客上写过一点《我与八十年代》，因为当时还在《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岗位，忙到焦头烂额，没写多少就搁置了。2015年退休后，接他班的李鸿谷邀他在《三联生活周刊》开“八十年代”的专栏，让他系统写写他所熟悉的这批作家。这本书就是这个专栏写完苏童后的结集。“这个专栏让我回到了文学。我欣慰的是，觉察力还在，没有磨钝。”

  《重读八十年代》介绍了上世纪80年代几位比较重要的作家，比如王蒙、王安忆、陈建功、余华、莫言、史铁生、苏童等。每个人单独一章，通过与这些作家的交往，牵扯出那段时期中国小说的动向、潮流，质朴的时代背景，以及对诸多作品的评论。虽然谈及的作家不多，但已经初步勾勒出那个阶段的文学脉络。

  苏童说，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朱伟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掘金者之一，他当时一手发掘的很多作家作品，如今骄傲地占据着当代文学史的页面，被一再阐述。“我至今记得当初与朱伟在我的小阁楼上通宵达旦谈文学的情景。很多年来，我辈文学圈的朋友回忆往事时，常有如此句式：当初朱伟如何如何，现在，该是听听朱伟怎么说的时候了，听听朱伟如何回忆他亲历的八十年代。”

  在莫言的心里，朱伟也是最好的文学编辑。他曾经送给朱伟一幅字，“沉迷乐海三十年，重返文坛眼更尖。谁能读我二十卷，还是朱伟知莫言。”

  余华认为：“朱伟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心目中的伟大编辑之一，在那个时代他对小说的理解是超前和深入的，他敏锐地发现了一部又一部当时离经叛道现在已成典范的小说。他从《三联生活周刊》退休后，开始断断续续写下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还没有写完，他还会继续写，还会有下一部。”

  朱伟是有野心的，可能还会“重读”出好几本书，毕竟王小波、阿城、王朔等人还没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