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化的政策执行不能仅仅靠技术进步，很多奇葩证明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一些部门和单位为了规避自己的责任

  有人曾戏言，比证明“我妈是我妈”更奇葩的是证明“我活着”。为了防止冒领退休金，资格集中认证被认为是必备的手续。有的地区要求本人到现场年审，跟随儿女在外地居住的老人就不得不千里奔波，而身体不好、腿脚不便的老人也不得不挣扎着去现场证明自己还活着。前不久，跟女儿居住在武汉的90岁老人白永启被要求回老家办理录指纹、照相等社保认证程序，办公室在三楼，没有电梯，老人只能坐在轮椅上，请人帮忙抬上三楼，这段视频被网络曝光后，再次引起人们对“奇葩证明”的讨伐。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社部昨天关于全面取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集中认证的通知，收获了舆论场的一致点赞。  

  客观地说，证明“我妈是我妈”也好，证明“我活着”也好，在有些情况下，并非毫无必要。比如遗产继承时，当然要证明双方关系。而面对冒领养老金的现象层出不穷，每年对领取者进行资格审验的程序，也不能说是多此一举。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进行信息比对，发现约9800名去世老人的亲属仍在领着老人的养老金。过去十年，安徽查处冒领资金6800多万，只追回了6200万。全国的数据更是惊人，2012年至2016年，全国查出的冒领社保金金额达到7.6亿元，追回到账7.1亿元，也就是说，还存在五千万元的流失。

  正因为有些“证明”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新的政策并不是简单地一刀切，而是要求通过信息比对认证、异地退休人员远程自主认证等模式，既可以让参保人无需定时定点集中认证，也可以有效防止冒领。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还可以提供上门认证服务。

  这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过去，信息在部门之间存在壁垒，带来一些漏洞。一个人死亡后，要办理火化，必然要开死亡证明、注销身份和户口，这些信息只需要部门之间联网，人社部门就能及时发现养老金被冒领。安徽能排查出9800个冒领人员，正是通过信息比对的技术手段。即使数据联网一时做不到，托赖网络和视频技术之发达，远程认证模式是效果好和门槛低的一种方案。当然，实在不行，举着当天的报纸拍照片这种看上去有些搞笑的方式，也好过跋山涉水千里迢迢。

  但是，人性化的政策执行又不能仅仅靠技术进步，很多奇葩证明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一些部门和单位为了规避自己的责任，或是权力惯性使然，有些人欠缺现代政治理念，没有公共服务意识，制定政策的时候，只想着怎么减少自己的麻烦，至于是不是给办事的群众制造了麻烦，就根本顾不上了。

  比如近日石家庄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在执行“幼升小”政策时要求：父母和孩子3个人的户口必须在一处才能上片内学校，否则只能接受调剂。政策本来是要求“孩子随父母”，照理是可随父，也可随母，但在执行时，却被理解为3个人户口必须在一处，但如果父母离异，就可以了。有些夫妻的户口并没在一处，迁户口来不及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赶紧离婚，于是近期石家庄出现了扎堆离婚现象。

  片区生源增多并不是突然而至的，当地教育部门前期规划不足，不在公共服务和资源供给上想办法，却只想着怎么玩文字游戏，以至于一个任性的政策解释，让众多家庭跟着团团转。

  这样的政策壁垒，又岂是技术进步所能解决？政策制定者的思维模式才是那把关键的钥匙。

  现代快报特约评论员 马青

  （作者为南京新闻广播《马青时间》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