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中国的交往，古已有之。但访华游记以惊人的数量涌现，却是明治维新以后。彼时的日本，正在急剧西化中，文人厌恶国内的西洋情调，与之相抵，便宣扬“中国趣味”。于是，随着1918年海陆交通的发展，加之在军事上控制了朝鲜、东北这一通往东亚大陆的要津，日本国内掀起一场中国旅游热，文人政客纷纷买船游去，寻找李杜苏白笔下的诗意中国。

  浙江文艺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系列，收入一批著名日本作家于20世纪初访华的游记，包括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谷崎润一郎《秦淮之夜》、内藤湖南《禹域鸿爪》、佐藤春夫《南方纪行》、村松梢风《中国色彩》五种。这些一百年前的日人在华见闻重现于眼前，让人看到日本中国观之变迁，也以外来的、世界性的眼光，展现出一个令今人颇为陌生的近代中国的面貌。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谷崎润一郎：

  唯美的秦淮之夜

  谷崎润一郎一生仅出国两次，两次都是到中国去。

  第一次是1918年，他先到朝鲜半岛，后经由“满洲”到达内地，在北京、汉口、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等地周游了两个月。这次“参照铁道院的导览手册和地图信步而行”的游客之旅，大大满足了作家的“中国趣味”。回国后陆续发表的《庐山日记》《秦淮之夜》《苏州纪游》《西湖之月》等，就是这次旅行的记录。

  在来中国之前，谷崎润一郎就偏爱书写中国。1909年刊登在《新潮》上的出道之作《麒麟》，直接取材自《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雍也篇》，讲述孔子传道途经卫国时，试图说服卫灵公远美色、专心治国而未遂的故事。故事的真正主角却是南夫人，她奉行享乐主义的态度，开启了谷崎不惜因美而废道的极端唯美追求。

  很少有日本作家在来到中国之后仍然像谷崎那样，延续对中国的美好想象。肮脏、污垢、妓女、苦力、乞丐，这些是大正作家如菊池宽、芥川龙之介描述中国常用的关键词，但谷崎润一郎回忆两个月的中国之行，相当满足——“有人问我其中何处最有意思，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南京、苏州、上海这一带。那一带从北方看来景色非常秀美，树木茂盛，人也长得漂亮。火车设施等也相当不错，气候也深为宜人。我到南京去正好是十月二十日前后，秋蝉还在鸣叫。杨柳依然如春天般地妩媚多姿，给人一种难以言状的快适感。越往南方走，就越舍不得在朝鲜、中国的满洲一带花钱。以后想在春季再度去中国一游。”

  大概是对第一次中国之行甚为满意，同时又为了弥补那次没能“见一些新的文人作家”的遗憾，1926年，谷崎怀着“中意的话盖一院房子也好”的理想，直抵上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通过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造，结识了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等文化人。与中国年轻作家、艺术家们的交往，谷崎了解到中国苦于殖民地化的现实。

  谷崎在上海期间，恰逢中国的旧历新年，田汉怕他一个人寂寞，执意带了他来到欧阳予倩的家里过年。欧阳全家热情接待了谷崎和田汉，大家一起吃了年夜饭。这顿充满了湖南乡情的年夜饭，使谷崎沉浸在了儿时的回忆中，他后来在给田汉的一封长信中，语调真切地叙述了自己在欧阳家里度过的这一个难忘的中国新年。回国以后谷崎撰写《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记录这次行程。

  由于此后中日关系交恶，谷崎与中国友人之间几乎没有往来，他也没有再踏上中国的土地。1956年欧阳予倩率中国京剧团访问日本时，谷崎闻讯特意从热海赶到欧阳在箱根下榻的旅馆，畅叙阔别之情，欧阳也极为感动，当即赋长诗一首赠谷崎，抵达东京后再用毛笔书写，将纸卷请人送抵热海，谷崎将其裱装后挂在自己的居所今雪后庵的客厅里。

  这套丛书策划的初衷，一是借助这些当时人的眼睛，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即使经过他人之眼的“观看”会发生一定的变形，这些变形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二是在这些变形中理解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具体地、理性地认识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周边地区的关系；第三则是提供一种有思想、有内涵，又兼具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因此所选作者以文学家为主，而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作品，则在思想、见识、视野、深度等方面更显所长。

  ——日本文学翻译家、丛书策划 施小炜

  芥川龙之介：

  幻灭的中国之行

  我们谈到芥川龙之介，往往会说到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说他喜欢《西游记》，喜欢《水浒传》，说他中学时代的汉语水平超常，但看他这部《中国游记》，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1921年春天，芥川以大阪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的身份环游中国一百二十天。在来中国的途中，他发现同船的旅客都在晕船，一个个痛苦不堪，除了一个高大的美国佬。芥川以非常羡慕的口气写道：“那个美国人简直是个怪物”，不仅照样吃喝，饭后“还在船上的客厅里敲了一会打字机”。这一段带有赞赏意味的描写，作为一本书的开场白，似乎也影射了当时世界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大英帝国日薄西山，奥匈帝国土崩瓦解，只有美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发户。

  在日本人最为青睐的苏杭一带，跟着唐诗游览的芥川，感受到的是彻底的失望。清末重修的寒山寺，“俗不可耐，什么月落乌啼，何从谈起”；扬州城则破败不堪，纵然“腰缠十万贯”到此一游，也定会索然无味；秦淮河“乃平凡之污水沟也……古人云：‘烟笼寒水月笼沙’，此般风景已不可见。今之秦淮，可曰乃俗臭纷纷之柳桥也。”当然行迹所到也有令他心仪的地方，比如底蕴浑厚的老北京。旅途中，他在写给友人的书简中抒发了对北京的留恋之情：“北京不愧是皇城之地，就是在这里住上两三年亦无妨。”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芥川在其《中国游记》中也常常显得非常冷眼，对中国颇多激烈的批判之词。这或许和他在游历伊始便不幸患上肋膜炎，全程健康状况欠佳导致心境不好有关。但他所目见的彼时中国，的确颇多令人不敢恭维之处——公然冲着风景区的池塘撒尿的游客，大街上麻木不仁的乞丐，以及尤为日本人所深恶痛绝的随地吐痰等不良生活习惯等等。比如他在写戏曲名角绿牡丹时，“略一偏过头去，翻起大红底绣银丝美丽的衣袖，以手加鼻，精彩地将鼻涕擤在了地板上”。除此之外，更令芥川介怀的还是，在粉饰太平、自甘堕落的社会中，一种类似《水浒传》中的中国精神、中国思想的闪光消失了，“现代中国究竟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难道有一件可资自豪的作品吗？”他尤其不喜上海，认为这座城市是模仿西洋的俗不可耐的“赝品”。

  事实上，这种失望情绪在来华日本文人中或多或少也是比较普遍的，其中固然带有晋升为列强之国民的优越感，但一些所言虽浮光掠影，倒也不失其实，不必为讳。

  村松梢风的

  原乡之旅

  受到芥川龙之介的刺激，不太成功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决定前往中国寻找灵感。芥川那夸张的、多少有些寻奇猎异的文字无疑打动了梢风的心。

  梢风的第一次中国行是在1923年，一来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此后十年间，几乎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在《梦寐之乡》一文中，梢风写道：“每次溯入长江，不知何故，此时无限的亲切、喜悦、感激等诸般心情一下子都涌上心头，最后变成一种舒畅的伤感，禁不住热泪盈眶，沧然而涕下。”这一刹那自心灵深处涌发出的“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动，差不多成了梢风以后感受中国、观察中国的一个基本支点，但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会有这种文化寻根式的感动。

  1928年10月，梢风再度来到中国，这次他主要将目光转向南京，要亲眼观察一下北伐革命之后国民党新政权下的中国面貌。

  梢风徜徉于庶民气息浓厚的茶馆和书场，在六朝遗迹中留下屐痕处处，也去访问了曾留学日本的国民革命军军医总监陈方之、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对国民革命后的新气象颇有赞叹。他还拜访了一位栖居在秦淮画舫中的陆军师长，政府的艺伎禁令之下，云集河中的秦淮画舫成了无用的废物，而由于南京人口激增，房子满足不了市场供应，这些带有厨房、卧室的豪华画舫有的便被当成房屋租了出去。

  他对初步建成的宏大的中山陵惊叹不已，“获悉现代中国也还是有伟大的艺术，内心感到难以言状的欣慰。”可当看着荒草凄迷中的明孝陵，他又不禁慨叹：同样是创下了恢复汉民族主权的不朽功绩，明太祖和孙中山的境遇差别未免太大，他认为，“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也应该在今天对明陵多少加以修缮保护，这也是对祖先应尽的义务。”

  总之，他感受到一种新，基本是处在一种虚饰的气象。他一方面感到某种鼓舞，一方面却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

  相比较而言，梢风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描述不管如何五色杂陈，却始终带着一种温情，没有芥川那样的冷眼。但在“1·28上海事变”之后，村松梢风还是表现出在作为作家之前他首先是个“日本人”，开始鼓吹对华侵略，这也是那一时代大多数日本人难以逃脱的宿命。比如曾用日文改写了许多中国古代小说、参与过《大鲁迅全集》的翻译、与郁达夫、田汉等曾相交颇厚并两次来中国游历的佐藤春夫，在上海事变后不久，就逐渐沦为“大东亚战争”的吹鼓手。而像谷崎润一郎那种，为回避对法西斯的支持，沉浸于关西风土人情创作而被视作“反战”作家的，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