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这一极端化的表现形式，绝对不会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以及《大学》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等的理念中派生和发展出来吧，然而却可以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中派生和发展出来啊！正因为这一性质的“三纲”思想，在理论上具有了这种不平等性，从而决定了在现实中必然会强化这种不平等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在中国传统社会有三根绳索紧紧地套在中国下层百姓的头上，这就是“君权”“父权”“夫权”。“官本位”一直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强烈意识并暴露出它的消极意义。近代思想家谭嗣同提出要冲决封建的“君主”“伦常”等网罗，这并非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恣意歪曲或者是出于什么偏激的情感，相反，倒是他非常深刻洞察到了包括“三纲”思想的实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才展开了对其的猛烈抨击。应该明确地承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理念是与现代文明社会所要弘扬的“平等”思想格格不入的。唯其如此，我们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当要特别注意对它的摒弃。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三纲”思想的认知要分类，分层次，分历史阶段。如能对“三纲”思想进行正面的积极的进入，或说继承它的优秀性，那么，就直接将其“还原”为诚如孟子的那种“五伦”思想。将此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将此视为“纲”，即处理所有社会伦理关系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存在，并强调只要它们理顺了，举起了，其他一切就随之张开和理顺了。如果大家足够注意的话，在中国流行广泛的《三字经》中所强调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仍然是落实到“三纲”的本义之上和孟子的“五伦”之义之上的。说得再通俗些，这种性质的“三纲”和“五伦”思想要求六种人归止和安止于各自的符合人性的诸德之上。这些德行所包含和显示的道理和精神皆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君仁臣敬”“君仁臣忠”“君惠臣忠”会有问题吗？它当然具有合理性；“父慈子孝”会有问题吗？它当然具有合理性；“夫和妻顺”“夫义妻顺”“夫和妻柔”会有问题吗？它当然具有合理性。这是一个在相互关系中达到一种平等和谐的局面，它是一种符合人性的对待。我始终认为，儒家的“明伦尽责”思想真是能体现国人的智慧之光和人性之明。“三伦”（其实就是“三纲”）也好，“五伦”也好，这些关系的概括不可谓不精当呢！通俗地说，人与人的关系不就是这些关系吗？只是中国人非常智慧地将其概括和抽象出来了。“六责”（实际上是“六义”：仁敬、慈孝、和顺）也好，“十责”（实际上是“十义”）也好，这些责任的概括不可谓不精彩。通俗地说，每个人的多重角色和身份不就是这些属性吗？只是中国人非常人性地将其概括和抽象出来了。“仁、敬、慈、孝、友、悌、义、听、惠、顺”这所谓的“十义”分别对应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当然如果再加上“朋友有信”这一条所提倡的“信”义，请问上述的哪一“义”不是人性的反映呢？换句话说，哪一条不是人之为人应该归止和安止的地方和应尽的责任呢？！另外，我们既然已肯定和赞扬了“仁义礼智信”五常思想，并将此确定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了，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思考下，古人为什么将这“五常”与“三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称为“三纲五常”，或说“纲常名教”呢？尤其是在现实的意义上对它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是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我认为，包括父子、君臣、夫妇在内的所有人与人的关系，究竟如何相处？即按照怎样的道德去相处？古人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最为明确和最为普遍的答案：那就是按照“仁义礼智信”五常，即五德去相处。这也就是我所概括的“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以敬之，智以善之，信以诚之”。具体说来，当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爱”“正”“敬”“善”“诚”的基础之上，其结果一定能实现和达到“和也者”“致中和”“和为贵”的“止于至善”之境也。总之，“纲”是要解决的“明伦”问题；“常”是要解决的“尽责”问题。合而言之，儒家所谓的“纲常”就是解决“明伦尽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