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铁路、车站这些在19世纪30年代诞生的新生事物，如同今天的互联网，在19世纪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了人类生活，并对19世纪以来的人类世界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火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近两百年的历史中，许许多多的伟人和凡人，尤其是文学人物的故事和命运，与铁路、车站、火车这三个互为一体的新生事物紧紧联结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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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9月初的一个夜晚，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火车站，我准备乘车前往彼得堡。进入车站大楼后，我很快联想到，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写到的彼得堡火车站就是这里。先是在候车大厅，然后是在光线迷蒙的月台上，我一边漫步，一边试图从陌生而神秘的空气中嗅到安娜·卡列尼娜和伏伦斯基曾经呼吸过的气息，试图从月台和月台下面的铁路上的某个陈旧的缝隙里感受到他们在此相遇时的踪迹。然而，不仅季节与这对情侣相遇时的季节对不上号，就是时代也已经远不是小说所描写的19世纪70年代。车站大厅里散发着浓烈的汗味，月台上吹拂着9月舒适的暖风，丝毫没有安娜·卡列尼娜初到莫斯科时那种寒冷的雾气，也没有安娜离开莫斯科时那种漫天飞舞的大风雪。

  当晚十点多钟，开往彼得堡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我躺在硬卧车厢的铺位上，听着车轮有节奏地连绵向前的哐当声，心里禁不住依然思绪起伏，浮想联翩，满脑子都是安娜·卡列尼娜与车站、火车、铁路密不可分的故事。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安娜的真正显身是乘坐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火车，安娜与冥冥中的冤家伏伦斯基初次相遇是在莫斯科的火车站——现在是列宁格勒火车站，小说里是彼得堡火车站（沙俄时代的名称）。很快，心潮澎湃的思绪把我带到小说中描写安娜在莫斯科与伏伦斯基相遇后、乘火车返回彼得堡的那个部分，那个预示着安娜必将陷入后来把她连生命都焚毁了的爱情的部分。当时，安娜已经在莫斯科场面宏大的舞会上点燃了伏伦斯基的激情，伴着窗外面呼啸的大风雪，她在昏暗的车厢里一边读一本英国小说，一边反复重温在莫斯科的经历。想到那场舞会，想到伏伦斯基的身影和面孔，她情绪越来越有点神经质，精神恍惚，甚至感到某种恐惧。甚至有一阵，她感觉到自己在往下沉，自己却不仅不觉得可怕，而且觉得很有趣。随后，在中途一个车站，她冒着暴风雪到站台上呼吸清冽的空气，试图驱散一路上攫住她的心魂的那种躁动；这时，她又遇到了特意追随而来的伏伦斯基，又看到或自以为看到了伏伦斯基脸上和眼里那种让她怦然心动的又恭敬又狂喜的表情。在呼呼啸叫的风雪中，伏伦斯基直截了当地表白了对她的控制不住的爱慕，说出了她内心渴望、理智上又害怕的话语。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开始了。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火车路程约七个半小时。一路上，我辗转反侧，时而回想从小说里读过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爱情，时而思索列夫·托尔斯泰登峰造极的小说艺术，和他从《安娜·卡列尼娜》开始、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与社会思想家所做的苦苦探求。的确，在世界文学史以至文化史中，托尔斯泰已经被公认为无法逾越的文学巨匠和文化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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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作家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一书中曾经把《战争与和平》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但是，在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作品中，最受世界读者和专业人士推崇的可能要数《安娜·卡列尼娜》。这倒不是因为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婚外情故事，满足了很多普通读者的好奇心理；而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叙事上所达到的雍容大度、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在刻画安娜作为一个女性追求自由爱情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时所达到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的真实高度，以及在展示列文作为作家本人的影子进行精神探索时所传达的剔除虚伪的复杂深度。

  有很多作家曾经津津乐道地谈论过《安娜·卡列尼娜》的叙事结构。比如米兰·昆德拉，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安娜出场和最后卧轨自尽两个部分的细节呼应处理，曾使昆德拉多次作为个案加以探讨。安娜初到莫斯科时，一个看路工被火车轧死了。当她和伏伦斯基的关系让她感到绝望，最后精神恍惚地来到火车站时，她的初始目的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准备去找伏伦斯基；但是在站台上，当火车驶来时，她一瞬间又突然想起跟伏伦斯基第一次相遇时那个被轧死的人，并且一下子得到启示，做出了决定命运的抉择。昆德拉认为，安娜因为那一瞬间的偶然联想而选择自杀，其中的原因完全超出了理性可把握的因果关系，但正是通过这种难以言说的心理轨迹和叙述结构上的圆形呼应，托尔斯泰让我们看到了安娜从灵魂深处走向毁灭的过程。

  在谈到托尔斯泰的叙事艺术时，中国作家格非说得非常到位：“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衷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是令人惊叹和感动的，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阅读这部小说，你也不得不佩服这位文学巨人在钻探人的灵魂、揭示人性的奥秘、呈现人物的心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功力。准确地讲，他在小说中所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的人物心理活动，让人感到比现实生活还要逼真。令人感佩，甚至五体投地的是，《安娜·卡列尼娜》对人物栩栩如生的心理世界的逼真刻画是贯穿始终，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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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安娜的悲剧人生形成对照的则是列文对人生意义的求索和面对疑惑时的选择。列文这个来自俄罗斯乡村的贵族地主，虽然不像安娜那样长期生活在彼得堡或莫斯科的上流生活圈，但与周围的人们相比同样属于异类。他和安娜都属于精力旺盛、敏感奔放、富有魅力的人物，都感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压抑和自身内在的不安、期待、怀疑与探求。只是，他不像安娜那样把生命价值的支撑点寄寓在对情感的追求和释放，而是转向理性的克制，转向对哲学和宗教的思考。与吉娣结婚后，列文一方面感到幸福，一方面又感到“完全不像预期的那样”，“时刻感到以前的梦想破灭了”。但在感到绝望的时候，他不是像安娜那样选择自杀，而是“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并且努力寻求一种建立在行善基础上的生活道路。在小说里，托尔斯泰给列文安排了比较广阔的生活环境，让他既与各式各样的贵族、知识分子交往，也与下层朴实的农民交往。当他精神上感到不安的时候，他就一方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生活，试图在民众共同的事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一方面思索宗教信

  仰的问题。

  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列文这个人物具有很强的托尔斯泰自传色彩，托尔斯泰把自己对生命、社会、信仰等问题的困惑和探索统统赋予了列文。不只是列文的结婚过程、家庭幸福具有作家本人经历的影子，而且在日常生活和精神探求的很多细节上，他们也是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托尔斯泰也一样曾在对生活感到厌恶的时候，把猎枪锁在柜子里，以防在绝望时开枪自杀；他也跟列文一样，曾经穿着粗糙的农夫大褂，躬耕于田野。托尔斯泰曾经在一张纸上记录了他要探索的六个“不明白的问题”：

  1.为什么要生？

  2.我的生存以及所有别的人的生存的原因何在？

  3.我的生存和别人的生存有何目的？

  4.我内心里感觉到的善与恶的分离有何意义，为什么会有这种分离？

  5.我该怎样生活？

  6.死是什么——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

  在小说里，托尔斯泰通过列文表达了他被这些问题困扰的精神状态和苦苦求索。

  在某种程度上，《安娜·卡列尼娜》堪称托尔斯泰一生中的一座宏伟的中转站。在筑造了这座大型车站之后，他的精神困惑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而回答那六个“不明白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之后三十年生活的意义和任务。据说，在他的写字桌上一度除了《圣经》和神学论文之外，竟别无他物。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为了从内心的虚无主义手中“挽救”自己，为无意义的生存找到一种有价值的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托尔斯泰也是处处致力于使自己的私人生活符合他的理论：为了不杀害动物，他放弃了钟爱的狩猎活动，拒绝食用一切肉类食物，因为肉类食物的前提是虐杀生物；他把他写作的稿费收入汇给他的家属或捐作慈善用途；他亲手给自己钉鞋底，穿粗糙的农夫大褂，在田野里劳动。尤其是，他甚至想把属于自己的土地转交给农民。这一切在他后期的一系列著作中均有充分的体现，如《忏悔录》《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我们时代的奴隶制》《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家子弟向我们，还是我们向农家子弟》《伊凡·伊利奇的死》《复活》《谢尔基神父》《我们心中的天国》，等等。

  然而，托尔斯泰的最终结果却完全没有小说中的列文那么幸运。列文为生命、信仰等问题苦闷的时候，还有一个尊重——尽管并不完全理解——他的妻子，吉娣；而且，他最后在对他人、对生命的关爱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但是托尔斯泰的周围却没有人相信他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最后，存在于他自己的信念和他对周围的反感之间的强烈对比，让他再也无法忍受。在1910年一个暗沉沉的秋夜，八十二岁高龄的他毅然离开自己的家，不久即病倒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瓦的小火车站，并在一张陌生的床上与病魔争斗了七天后，辞别世人。

  托尔斯泰的这种辞世方式，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安娜·卡列尼娜赴死的经过。19世纪出现的新生事物——铁路和火车站，不仅与他创造的小说人物结下生死攸关的联系，而且与他本人的最后结局也神秘地结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