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告诉我，一个人最好按自己的想法过日子，钱绝不是目标，但快乐若取决于它，则可把钱当作达成目的的手段。”

  多年之后，帕慕克已然真的成为了“另一个奥尔罕”，并在写作中继续创造着更多的奥尔罕——逃学的、放纵醉酒的、充满雄心壮志的、从纨绔子弟跌落为贫家少年的、失恋的、幸福的、高傲的、沮丧的、不甘于平庸的……无论是哪一个，他都让我们感到，他的故事离我们自己并不遥远。

  特约撰稿 李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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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每位天才作家在少年时代都有些忧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也不例外。或许多少是因为身为双子座，心思活络、天生戏精的基因，从他五六岁起就开始显露出来。每当小奥尔罕感到不快乐，他便想象，这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个奥尔罕，住在另一栋房子里，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最终，他会相信，自己就是那另一个奥尔罕，从而忘记周遭的种种烦恼。

  虽然从小就给人留下聪明、积极的“好学生”印象，但帕慕克体内孤独叛逆的一面也不时流露。父母之间无穷无尽的争执，大家族各个分支之间有关财产的纠纷，自己和哥哥既亲密又互相竞争的紧张关系，以及整个城市乃至国家的破败、贫困、忧伤，令他越来越体会到幻想带来的快乐。

  一旦脱离了父母的严格管束，幼年的帕慕克便开始采用磨蹭、装病等各种策略，“认真逃起课来”；他不仅通过和哥哥打架、做游戏来逃离现实生活，还掌握了做白日梦的新方法——画画。他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渡轮和清真寺，画那些贫民区破败的房子。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画作的主题和精湛的技巧，而是画面的细节可以带他沉浸其中，远离乏味的真实世界。

  绘画的爱好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十几岁的帕慕克甚至严肃地考虑做一名画家。尽管他生于一个地道的中产阶级家庭，祖父曾是一位家财万贯的工厂主，为帕慕克的父亲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金钱。然而，帕慕克出生后不久就家道中落，父母不得不为生计而发愁。因此，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帕慕克的文艺理想，令他的母亲伤透了脑筋。

  母亲是在帕慕克成长中陪伴他最多的人，他和哥哥的日常生活、学习成绩，都由母亲过问。帕慕克家族中的同代男孩每人都以一位奥斯曼苏丹的名字命名，而帕慕克的母亲给他取名为“奥尔罕”，正是因为她在所有的苏丹里最喜欢奥尔罕苏丹：他从不出风头，过着平淡而节制的普通生活。和大多数母亲一样，她希望帕慕克也能如此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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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名字，不是人如其名，就是截然相反，这一点似乎中外皆然。帕慕克拒绝平庸卑微的生活，他感到内心总有某种巨大的骚动，引诱他干一番大事——尽管他也清楚，自己脑海中的伟大计划中充满幻想的成分。为了未来的人生规划问题，即将读大学的帕慕克常常和母亲激烈争辩。在母亲看来，即使他是一个有天分又肯努力的人，如果一心要做艺术家，或许他在欧洲会成名，但是在土耳其只会发疯。

  每当和母亲陷入此类战争，帕慕克便会和从前一样，摔门离家，到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去，烟不离手地游逛一通。这些随意的漫游、零散的收集，虽然没有令他成为如饥似渴的知识收藏家，却在若干年后，造就了一位最了解伊斯坦布尔的讲故事的人。

  帕慕克的父亲采取了与他的母亲完全不同的态度。有其父必有其子，帕慕克后来成为大作家，多少得自父亲的遗传。他的父亲年轻时同样是一位文艺青年，藏书颇丰，翻译了不少瓦莱里的诗，结婚后仍然不时放飞自我，突然离家独自旅行，后来还留下了一箱子创作手稿。可想而知，这位具有彼得·潘气质、不爱回家的父亲，并不会束缚孩子们的个性，他从未责骂帕慕克和他的哥哥，甚至和他们称兄道弟。在父亲眼中，两个儿子都出类拔萃、独一无二。

  父亲开朗、爱交际和满不在乎的脾气，一方面让帕慕克受到感染，另一方面也令他有些嫉妒。十几岁的帕慕克宁愿相信，每次父亲离家出走、拜访一栋秘密公寓，并不是真的去见情妇，而是实现帕慕克自己渴望去做但未能做到的事情：找到自己的分身，成为另一个自己，拥有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实的生活。

  面对帕慕克人生选择的难题，父亲更愿意带他开车兜风，在车上听披头士，谈人生谈理想。父亲告诉他，听凭自己的直觉与热情十分重要。在《伊斯坦布尔》里，帕慕克回忆道：“父亲告诉我，一个人最好按自己的想法过日子，钱绝不是目标，但快乐若取决于它，则可把钱当作达成目的的手段。”“他说，人生其实很短暂，如果知道自己这一生想做什么，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事实上，一辈子写作、画画的人，能够享受更深刻、更丰富的人生。”

  事实证明，凭借帕慕克的天才，他逃离平凡生活的渴求最终变得如此强烈和持久，以至于他能够充分展开自己的才华，并同时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2006年，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演讲中，帕慕克再一次向我们说明：他写作，正是因为他不满于日常生活，因为他“生每个人的气”；他写作，正是为了创造一个在他看来更加真实、更加迷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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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慕克的每一部作品，既展现了对城市、街道、人类生活的精细观察，又让我们看到，他对外部世界的每一次凝视，都同时是对孤独内心的深掘。在这些为他赢得显赫声名的小说中，我们发现，从前那个倔强、叛逆的小男孩，依然在文字深处隐约闪现。

  在《寂静的房子》里，高中生麦廷与富家子弟一起玩乐，但深知自己和他们并不一样；他追求自己喜欢的女孩，但终究无法如愿。这个人物令人想起帕慕克自己的高中生活和初恋。帕慕克初恋女友的父亲曾极力反对他们的恋情，因为他相信，假如女儿和这位未来的画家厮混，必将沦为裸体模特，并过上穷困的生活。初恋的失败令帕慕克一度陷于悲伤，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想成为的人。

  《新人生》则几乎可以看成年轻时代帕慕克自身的写照。他在画作和书页中逃离自己、学校和生活，仿佛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生命，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所有的生命，都仍然困在同一个旧的躯壳中。

  帕慕克称之为自己“第一部和最后一部政治小说”的《雪》，同样有他自己的影子。小说叙事人的名字就叫奥尔罕，他为我们讲述着、同时也渴盼着主人公“卡”的生活，体会着他被困在信仰与理性、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孤独。然而，“卡”的气质与困境，同样来自帕慕克多年间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强烈共鸣，来自他身处现代西方文化和土耳其宗教传统之间所感受到的迷茫与好奇，特别是他对穷人的信仰的好奇。

  而在他的新作《红发女人》中，小说对父子关系的描写和议论，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自己的体验。

  帕慕克创造每一个故事的缘起，都与他早年的生活和对父母的记忆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在《别样的色彩》中，他这样写道：“好的理论，即使是那些影响至深、令我们深信不疑的理论，也终究是别人的理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但一个感人至深、令人信服的故事，却会成为我们自己的故事。”

  对话

  读品：《纯真博物馆》里的叙事人也叫奥尔罕，是否就是您自己？

  帕慕克：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是不是我小说中的叙事人，不仅是针对这本书。有很多人问我，您就是《纯真博物馆》里的凯末尔吗？仿佛也是在说，你自己是不是也做过这些奇怪的事情？翁贝托·埃科说，当你的读者超过两万，你就开始无法向他们解释真实和虚构的差异了。为了满足这些读者，我也将书中的物件做成了真正的博物馆。所以，我也是凯末尔。实际上我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里的一章写过这个悖论。我想，即使小说家本人经历了整件事，作者最终仍然希望读者认为，这个故事是虚构的，是来自小说家的创造。换句话说，写小说就是，写你自己的时候，让人认为你不是在写自己，而是写普遍的人性，而在你讨论普遍的人性时，又能让人认为，你在写你私人的苦恼。

  读品：您最喜欢的当代小说家是谁？

  帕慕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几个作家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如果谈到更近的作家，我喜欢纳博科夫、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这些被称为后现代作家的作者也深深影响了我。

  读品：您有没有读过卡夫卡写给他父亲的信？您怎么看？

  帕慕克：我的父亲不是一个封建的父亲，他和我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我常说，他就像我的兄弟。卡夫卡给父亲的信非常真挚，他所有的理论都以一种自然、不加掩饰的方式流露在信件中。

  读品：在你写过的所有作品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帕慕克：我曾经开玩笑，《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主人公作为一个小贩，他可以自己行走，不必再需要我的帮助。《我的名字叫红》《黑书》《雪》《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和《红发女人》《伊斯坦布尔》，都是我很喜欢的书，还有一些书就不那么有名了，我并不会对它们感到生气，我生气的是使它们默默无闻的周遭环境。在西班牙，大家都很喜欢《伊斯坦布尔》，在美国，人们很喜欢《雪》，在中国，大家更喜欢《我的名字叫红》，在土耳其，大家一开始很喜欢《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二十年间，《我的名字叫红》卖了二十五万册，但是新书《红发女人》二十个月就卖了二十五万册，这让我很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