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当你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在这个年代里，当写作无法养活你，你就需要开发自己的第二职业。现代社会，适合作家的职业选择还是比较多，我认识的很多作家原本就在报社和出版社担任记者和编辑，还有很多是广告人，平时跟书籍和文字打交道，让他们对自己的写作也不再觉得分裂。同样还有很多作家做着与文字无关的工作，比如他们平时是警察、银行职员、国企员工、职业管理人等。

  但我今天想说的是半个多世纪前，大多数知名作家也需要一份工作，所以他们选择最多的一个职业是去教书。比如那位在写出《洛丽塔》之前的纳博科夫。纳博科夫在流亡到美国之前，曾以“西林”的笔名在巴黎和柏林俄侨圈子里闻名，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小说家。但也仅此而已，1940年5月，在法国即将沦陷之际，纳博科夫和妻子薇拉，还有他们的儿子，在多方友人的帮助下，一家三口辗转到了美国。有这样的一个细节，当时他们身上东拼西凑的所有金钱共计100美元，出了海关，他们打车到了朋友家里，花去了90美元。这就是美国，他们重新变得一无所有，他们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二十世纪因为战争导致的移民潮，像纳博科夫这样的艺术家和作家还算是幸运的。至少他在美国还有朋友，有资源，有人脉和学问，所以他们找工作并不困难。比如，纳博科夫经托尔斯泰的女儿介绍的第一份工作，是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当打包员和快递员。

  在传记作家罗伯特·罗珀的《纳博科夫在美国》中，我们看到了小说家纳博科夫不得不暂时放弃他的写作梦想，努力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找几份工作，努力求生的故事。纳博科夫在写出《洛丽塔》之前，一直都是以教书为生——这几乎是那些移民到美国的作家和艺术家最常选择的职业，或者说，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因为除了写作，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基本都是低能儿，至少教书可以发挥他们的一部分才能。纳博科夫在美国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威尔斯学院、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无一例外，教授的都是文学。

  其实从一个读者的角度看，应该感谢那段时间，要不是因为生活所迫，纳博科夫才不会去教书，就算不写小说，他的主要业余爱好也是捕捉蝴蝶。但因为这些不同时期的文学课，我们才能收获很多纳博科夫的“辣评”，从而了解一个作家的文学观。这些课程讲义和演讲，最终呈现给我们在三本书中，即《俄罗斯文学讲稿》、《文学讲稿》和《〈堂吉诃德〉讲稿》。

  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的任教时间最长，在原来的学院他只不过是个待遇很低的讲师，在康奈尔大学期间，他不但成了一名教授，他还在这段时间潜心几年写作了《洛丽塔》。纳博科夫在这里教书成了校园里一道很别致的风景，《洛丽塔》出版之后，他成了大学里最有名的教授。纳博科夫上课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他是带着助教上课——这位助教就是他的夫人薇拉。薇拉帮他整理讲义，擦黑板，递纸条，还经常提醒他课堂上的礼仪，不要言辞激烈，矫正他常识性的错误，还负责捧哏。

  纳博科夫的毒舌是出了名的。比如他给俄国文学做了个排名：托尔斯泰是最高级别，其次是普希金和契诃夫，然后是屠格涅夫和果戈里，当然，最低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有多推崇托尔斯泰？有天在课堂上，纳博科夫做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把教室里所有窗户上的窗帘拉上，把教室里的灯也都关上。正当同学们陷入一片黑暗，不知所措的时候，纳博科夫依次打开一盏盏灯说，这一盏是屠格涅夫，这一盏是果戈里……最后，他走到窗前，一下拉开窗帘，让窗外的一大片阳光照进来，说，这就是托尔斯泰。

  纳博科夫一生感激美国，他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他在这里教书、生活、写作。但是他的文学观却是不折不扣俄国文学熏陶下形成的。也许可以用他的后辈、同样流亡到美国的诺奖诗人布罗茨基的一句话说，他是一位俄语作家、美国公民。

  ■好书试读

  “你没有发疯，别再叫自己‘疯子’了。”我妈第一千一百万次对我说这句话，“你只是敏感，还有……一点……古怪。”

  “以及脑子混乱到需要吃一大堆药物。”我补充说。

  “那不是发疯，”我妈说着，转过身继续用力刷碗，“你没有发疯，别再这样说你自己了，这让你听上去真像个疯子了。”

  ——《高兴死了！！！》

  〔美〕珍妮·罗森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长乐路长约三点二公里。冬天，等那些错综缠绕的树上的叶子都掉干净了，便能透过光秃秃的树枝，遥望远处由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大厦构成的标志性的城市天际线。三座高楼毗邻相对，全都要比纽约的帝国大厦高出一截。

  底下，人们行色匆匆，无暇欣赏风景。

  ——《长乐路》

  〔美〕史明智

  上海译文出版社

  1853年7月8日，绰号“老马特”的马休·卡尔布莱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准将率四艘全副武装的军舰驶入江户湾。他此行的使命是逼迫日本对美国舰船开放港口。彼时的佩里认为日本人是一群愚民，他这么想也情有可原。日本同他国断绝往来，已经大约有两百年了。日本统治者一方面忌惮外部势力入侵，另一方面又担心传教士散播的基督教信仰会让臣民变得难以管束，于是取缔了这一教派。除了将大部分外国人和所有神甫驱逐出境外，还禁止日本人出国。

  ——《创造日本：1853-1964》

  〔荷〕伊恩·布鲁玛

  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