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还有让·科克托这样了不起的同路人，见证了毕加索开始成为“毕加索”的关键时刻

  无论是艺术上，还是世俗意义上，伟大的巴勃罗·毕加索所获得的巨大成功都是空前绝后的。可是，在此之前，当他还只是旅居巴黎的一位西班牙画家，只是“蒙马特高地上的堂吉诃德”之一的时候，让·科克托就是最早认识到其艺术价值的少数人之一，也是毕加索最早的知音与最出色的解读者。

  “毕加索跑得比美快，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看上去很丑。”此言出自让·科克托1962年出版的《巴勃罗·毕加索：1916—1961》一书。而早在43年前的系列随笔里，谈及毕加索，他是这样写的：“乍一看，他的静物与实物的差距就如同小丑与我们的服装及语言的差距一样——而一旦凝视，真实性就体现出来，撼动人心，出乎意料，如同一幅高超的错视画。”

  时隔近半个世纪，面对毕加索这个人，这位过去百年里最为复杂多变的艺术大师，一个绝无仅有的艺术现象，让·科克托的看法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表达得更为直接而已。其实，他想表达的，始终都是这样的观点：毕加索超越了传统，超越了身处的时代。

  当然，让·科克托从来都很清楚，“在所有时期，艺术总会引起误解”。而这“艺术”，当然是指波德莱尔所说的“最新表达”，而非泛指。也正因如此，从“遇见毕加索”时起，让·科克托就笃定地认为，自己理应担起毕加索的艺术与时代、社会乃至大众的“中间人”重任。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这在他的同代人(不管他们喜欢他与否)中几乎是公认的。就像他把毕加索、萨蒂拉入佳吉列夫的芭蕾舞剧《游行》——他写剧本，毕加索创作舞台造型布景和服装设计，萨蒂创作音乐，在此之前，这种合作是人们无法想象的。即使是诸如阿波利奈尔等朋友也无法想象的是，像毕加索、萨蒂这样的人，都能被让·科克托说服。对于让·科克托来讲，最重要的并不是《游行》最初的失败与后来的成功，而是事件本身的意义：“无论如何，在毕加索之前，布景并不在剧中表演，而只是参与其中。”

  还有，留存于他记忆深处的某些最为动人心魂的场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罗马的画室。一只小小的货物箱里装着《游行》的模型，里面有房屋、树木和小木棚。在美第奇别墅对面，毕加索在一张桌子上画‘中国人’、经理人、美国女人、马，对此，诺瓦耶夫人写道，我们会以为看到了一棵微笑的树，还看到了被马塞尔·普鲁斯特比作狄俄斯库里的蓝色的杂技演员。”

  堂而皇之的“艺术史”与过度发达的“理论”的存在，已使百年前发生的那些反传统行动被轻松置于“现代主义”名下，而欧美各大美术馆里供人瞻仰朝拜的现场，拍卖市场上一轮接一轮的天价，则更进一步让那些曾经的“坏孩子”头顶神圣的光环，带着各自的传奇故事位列仙班，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顺理成章、确定无疑，就好像他们一出场就打翻了旧世界，打出了一个新世界——从意外的革命者，到永恒的胜利者，仿佛一蹴而就那么简单。

  一切被神话的，都注定被简化。所幸，毕加索当年还有让·科克托这样了不起的同路人，写下了当年见证的那些鲜活时刻，尤其是毕加索开始成为“毕加索”的关键时刻。 赵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