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跟南京缘分不浅。2000年10月茅奖公布期间，他在南京参加全国书展，摆了个摊儿推销《科幻世界》，当时他还是个小出版商，想请记者做宣传并不容易。但是那天，他突然看见很多他认识的文化记者不约而同向他这个方向飞跑，他就知道他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了。当天晚上他招呼手下们饱餐了一顿奢侈的大闸蟹，第二天却拉肚子。那年阿来41岁，这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从此多了一个标签——史上最年轻的茅奖获得者。

  3月26日，应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南师大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之邀，阿来在南师大仙林校区做了“我的《机村史诗》”的文学交流会，从长篇小说《机村史诗》谈起，分享关于文学创作以及边地乡村和少数族群书写的思考。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文 赵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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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他的小说，阿来的身材并不高大，但他气质不俗，面上总是洋溢着平和的微笑，走起路来微微踮脚，将军肚毫不拘束地向前挺着，富有喜剧色彩。

  “得奖不应该吗？”自信的阿来用同一句话回应两件事——一个是首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茅奖的事，另一个是2014年的《瞻对》“零票事件”。

  《尘埃落定》是1994年写完的，在这之前，阿来差不多要放弃文学了，虽然出过两本书，可往托尔斯泰和海明威的作品面前一摆，就没了自信。

  那会儿刚有电脑，他感觉挺好玩的，天天回家练习打字，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想写一点东西，那就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

  冬天下一场雪开始写，一直写到另一个冬天。中间休息了一个月，天天熬夜看世界杯，世界杯结束了，他最喜欢的意大利队输掉了，然后又开始怀着一种小悲伤继续写，到冬天就写完了。

  写完了，阿来觉得信心满满。别人问他写什么，他说一个可以证明老子是天才的东西。交到出版社，出版社说没见过这样写小说的，你按照这三条意见改。阿来说这样一改的话，不就改到前面几本书一样了吗？这个东西只有错别字可以改，标点符号也不准动！别人说他根本不知道文学怎么回事，狂妄得要命。阿来说那就让我狂妄一把。

  于是，这本书从写完之后就在各出版社之间艰难游历，直到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将订数定在很冒险的一万册。两年后，《尘埃落定》摘得茅奖桂冠。从此，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都发生深刻转变。

  之前他在做一个“小出版商”，经营几本杂志，把其中的一本《科幻世界》做成了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获奖后，《科幻世界》奖励阿来8万元，而他在杂志社又干了6年才离开，2009年阿来当上四川省作协主席。

  “有些书，评它没什么事儿了，不评它反而成了一个事儿了。”这说的是另一本书《瞻对》。这部2014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在阿来的作品序列中，是有个意味的收获。

  瞻对，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铁疙瘩”，地处康巴藏区，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过去两百多年，清朝政府七次用兵征讨这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民国年间，此地的归属权在川藏双方相互争夺、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中摇摆不定；直至1950年，解放军将此地和平解放。

  在阿来看来，瞻对的历史是一个值得分析的典型样本，背后折射的是汉藏问题是如何演变的。

  在第六届鲁奖逐轮投票中，呼声一直很高的《瞻对》终评时以零票落选，阿来写了封公开信抗议。

  阿来说，本来得不得奖，他只有“漠然”，媒体来问，他都表示“没有什么话好说”，但评委们出面回应，解释却很牵强，他就有点不高兴，尤其是出现“写小说得过奖写报告文学不一定得奖”的说法时，他彻底怒了，于是发了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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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奖与不得奖，我都得继续上路。”抗议不了了之，阿来写作没有停。《瞻对》之后，他想换副笔墨，写点轻巧的东西，这就有了自然题材的“山珍三部”。

  “我觉得自己如果在社会学中受到了伤害，那么可能从生物学中得到安慰。”米沃什的这句话，阿来深有同感。

  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生活久了，或者是在自己书写过程中探究那些历史或生活的阴暗面久了，调节自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到青藏高原。那里地广人稀，直接面对的就是开阔美丽的大自然。

  自然之美给阿来以巨大的情感抚慰，他也因此对自然界的被损毁有更强烈的关切，也试图以自己的作品唤醒更多的人有与他类似的关切。

  他先写了《三只虫草》。每年五月间，青藏高原的初春时节，虫草采挖的季节，出行到青藏高原时，四处都会遇到小说中桑吉那样的少年。车一停下，他们就凑过身来，从怀里掏出几只虫草，说：“三十元一根，三十元。”离开高原进入城市，在最繁华的地段，看到高端的虫草店和那些高端消费者，阿来想起的是那些为了挣几十、几百块钱而逃学的乡村少年。

  沿着这个思路，他又写了《蘑菇圈》与《河上柏影》，前者写鹿茸，后者写一个濒危的树种——岷江柏，都关乎城市主导的高涨的物欲对于自然与乡村的影响。如果说，这种影响对乡村社会的人还可分为正与负来讨论，对整个人类所依止的自然环境来说，那全然就是破坏性的毁败。

  本来想写得轻松一点，单纯一点。不曾想，一篇比一篇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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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的写作方式在中国作家里比较特殊，很多时候是在身体力行地做田野调查，以及对文献进行甄别和反思，《瞻对》的写作就是典型。

  包括写《机村史诗》（原名《空山》），每一次历史事件，他都会到档案馆去查到底是不是这样，或者到图书馆把当年的《人民日报》翻出来。

  《机村史诗》写的是《尘埃落定》之后的事，也就是上世纪后五十年的事。“《尘埃落定》涉及土司制度瓦解的必然性，但问题是，推翻了土司制度以后怎么办，有没有更好的制度，让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幸福、快乐？真正麻烦的事情在后面。”

  在他决定写作这部当代藏族乡村的编年史时，发现自己不能沿着熟悉的路径，写一部传统的长河小说。这五十年中，城市开始支配乡村，乡村是一个不断重组的过程，这使得在乡村中，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那样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

  所以，这部小说只好写成互相衔接的六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各自的主角，它以六卷本的形式展现，各自成篇，组合起来又是一部长篇。

  阿来不喜欢别人称自己“藏族作家”，在他看来，文学的好坏，与民族无关。虽然他小说里的民族性是显著的标识，但他一再说，少数民族不是为了满足多数民族的想象。他的“机村”，是一个藏族的村庄，但不是另一个文化样本。

  “虽然要写那样一个乡村的命运，自然要写出文化所遭逢的挑战与改变，但文化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民族也不是。今日乡村的普遍命运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从世界范围看，甚至是不分国家的。今天乡村面临的变迁是整个国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多年前，阿来写过一篇文章，意思是，西藏是一个名词，名词的意思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阿来的写作，是要把一个越来越形容词化的西藏，客观地厘清。

  对话

  请克制我们的

  欲望和消费

  读品：为什么做《科幻世界》，是对科幻文学感兴趣吗？

  阿来：我对做市场感兴趣。那个时候四川大部分杂志是由国家包养的，只有这个杂志是跟财政补贴脱离关系，需要自己去在市场上求生存，大家都害怕这个地方，我反而选了这个，就是不端铁饭碗了，自己去找饭吃，但是我觉得文化肯定最后都要走到这一步，就是要直接面向市场，那么我觉得晚开始不如早开始，被动接受不如主动选择，我就去做了，刚好它又是科幻。

  我的终生职业是写作，但是我愿意有一段做出版商的经历。一个人如果都没有经历过经济方面的生活，恐怕对世界的理解会有偏差。

  读品：为什么对环境问题这么关注？

  阿来：中国文学中有一个很严重的缺失，那就是我们不关注自然。一个东西一旦有点价值的时候，往往就是它灭顶之灾到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自然伙伴的消失，但是我们一点儿没有看到克制的可能。

  读品：关于环境的问题，您在《机村史诗》设置了一个光明的结尾。

  阿来：这个也是一个事实。1997年长江发大水，大水从哪儿来？主要就是从长江中上游。那首先就是停止采伐森林，这是国家一个系统的大工程——长江中上游的天然林保护，很多农民地都不种了，退耕还林，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工厂关停了，确实有好转，不然的话，长江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中国很多事情都是政府强制在推动，当然政府也有责任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真正具有这个意识，那就是自觉保护、尊敬我们的环境，更重要的就是适度克制我们的消费。我们可能不会直接去破坏环境，但是很可能通过消费在间接鼓励对环境的破坏。

  读品：最近在读什么书？

  阿来：重读的旧书比较多，80年代出的、不管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在读。春节前我们几个作家去古巴，我带了卡彭铁尔的书，他是比马尔克斯还早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拉美作家，写整个拉美反殖民运动的革命小说，写的非常棒。去那些国家再重温一下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