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中华传统文化应该从宏观上认知它的特征，我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概括为：以天为根，以人为本，以德为要，以和为贵。

  1.以天为根。以天为根是强调天地乃生之本也，也就是说，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万物的本性都是由天地所赋予和生成，“天命之谓性”（《中庸》），此之谓也。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天地”自身有德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人者，天地之心”(《礼记·礼运》)，“仁，天心”(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礼，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孝，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孝经》)，一句话，天地之性是“生”，是“仁”，是“义”，是“礼”，是“忠”，是“诚”，是“孝”。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要与天地合其德，简称“天人合德”。实际上在这里涉及人性的来源问题，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坚持认为，人之本质属性来源于“天”，即人性来源于外在的天地自然。从此点来看，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外在超越的性质。当然，强调呈明人内心之德并求得与天地之德相合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最终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

  2.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强调多层含义上的以人为本。具体来说，“以人为本”这个命题实际上要厘清几个问题。第一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其他存在为本，也不以自然和神灵等为本，例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第二是以人事为本，而不是以鬼事神事为本，例如“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由此亦形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无神。第三是以人的主体性、人的理性、人的主动性等为本。应该这么说，上述三种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亦都是为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两家文化所主张和坚守，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如何正确理解第三种含义上的，即以人的主体性为本的思想，那是正解中华传统文化“以人为本”之特征的关键所在，并也关涉对中华传统文化对人性的认知问题。在我看来，这一“主体性”的内涵不是以理性为本质的人的主体性，而是以德性为本质的人的主体性。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也就是说，人在宇宙的尊贵地位是由她的“义”性所决定的，而“义”性则是表征人的德性本质，而绝非是人的理性本质。《礼记·曲礼上》说：“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也就是说，人有没有“礼”才是决定人与非人的标准，而绝非是什么语言和逻辑等的其他存在。简言之，人的主体性主要应强调人的德性而不是理性。正因为如此，才能产生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即“以德为要”。儒家所强调的人的主体性更多的是要达到人们在道德上的挺立，即达到道德上的“自觉自律”。

  3.以德为要。以德为要是强调构建从人之为人的“良心”那里派生出来的诸德。正是“以天为根”“以人为本”的特征的存在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内在地、必然地要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间“关系”之“伦理”定位和“道德”要求。所以，以伦理为本位当然地成为“以天为根”“以人为本”的儒家文化关注的重点。重视心性，重视修身，重视率性，重视修道，重视亲民，重视止于至善，一句话，重视人文教化，人文化成以及天人合一，那么逻辑地要求一定要重视对一切“道德”的建设工作。

  4.以和为贵。以和为贵是强调所有关系的定位一定是要“合”与“和”为其根本归旨。“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中华传统文明实际上非常重视的正是体现在“耦性文明”与“和合文明”这两种文明之中。“耦性文明”解决的是“合”的问题，“和合文明”解决的是“和”的问题。合而言之，就是“尚和合”。人与人要和合，人与社会要和合，人与自然要和合，人的身与心要和合。“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此之谓也。中国哲学认为“天”有德，且是自然也，所以谓之“天德之自然”。中国哲学亦认为“人”应效法天而遵天德，所以谓之“人事当然”。合而言之，天然，人亦然，此乃“天人合一”，也即“天人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