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教授、学者，这是贴在周琦身上的三个职业标签。它们一度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而最近这十多年来，三个身份已渐趋融合。融合从何而来？是通过大量的人文阅读，“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的智慧会停顿，你能体会到东西会受限制。通过阅读，特别是通过对哲学的认识，可以帮你实现有形或无形的突破。”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文 顾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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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琦最为大众所熟知的代表作，是人民日报社新办公楼。和所有著名的地标建筑一样，这栋大楼曾引发网友无限遐想，也正是这栋建筑，使得周琦荣获了素有“设计界奥斯卡奖”之称的米兰国际设计金奖。

  与近年来出现的许多地标建筑相比，中国元素是这栋大楼最突出的特色。周琦在当初进行设计时，有意地让这栋新式建筑，和谐地融入古老的北京城。

  “这些年，一些大尺度新建筑的出现，挑战甚至颠覆中国传统的审美，与周边并不和谐。我在创意初期，就希望用传统的审美去关照它，它是圆形球体建构，线条柔和圆润，和周边几栋外形突兀角度的建筑，和北京这座古城，形成谦虚的对话。”

  把这种理念落实到建筑本身，是对建筑师的最大挑战。“先用草图表达一种形式，然后把它几何化、数学化、理性化，最后再用工程技术把它实现，实物化。建筑学的创作过程，就是建筑师的内在素养被物化的过程。作家通过文字来表达情感，建筑师通过具体的形式来表达情感。建筑师要表达的，也许是兴奋、欢快、宁静、舒适，各种东西，人们通过建筑可以感受到。”

  用传统的审美去关照现代建筑，在人民日报新大楼外立面的设计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大楼的表面，采用3公分厚的不锈钢索编制琉璃，这个大胆的创新，既解决了双曲面容易积灰的问题，也符合典型的中国式审美，“琉璃是自然材料，高温烧制以后不用添加任何维护，雨水一下，顺着琉璃的光泽面就走掉了。”

  这个设计灵感源于天安门。建造大楼期间，周琦只要人在北京，早晨常会跑步锻炼身体，从人民日报社的招待所，一直跑到天安门，来回两个小时。那天早晨，阳光从东边照过来，正好照到天安门琉璃瓦的屋顶，非常漂亮。一直纠结于大楼外表面材料的周琦，看到闪着光泽的琉璃瓦，灵感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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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奖项、身份，这些能够按照常规尺度衡量的“硬杠杠”，周琦一样都不缺。然而，当被问及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件时，他给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没有最满意的。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反省自己，“总觉得自己还不行，昨天做的，去年做的，都会有不满意。业界获奖了，还是有点小得意，但很快，就觉得还有空间。”

  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充满困惑，需要一层层地去突破。“不管是对建筑学本身的理解，还是从造型的能力形式表达。怎样让中国的建筑在当下面对未来、面对世界，如何形成一个‘对’的东西，涉及伦理学社会学的东西，更是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周琦关于建筑学的困惑，最初来自中国传统建筑师的尴尬地位。“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建筑师就是工匠，士大夫是不屑于去做的。”这个困惑，先行者已经为后来者找到了答案，“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第一次把建筑这个工匠的活儿，变成了士大夫的事情，学者的事情，知识分子的事情。”

  实际上，建筑学这个专业，涵盖所有的学科门类：工科、理科、美学、艺术、哲学，等等。

  “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意大利，建筑学是设在艺术学院，是一门艺术。在英国，更偏向于工科。在美国，呈现比较复杂的局面，有时候属于艺术类，有时候属于工科类。中国则是吸收了美国的学科设置体系。”

  看似矛盾的归类模式，正显示了建筑学的特性，“建筑是艺术，它应该是美的。建筑又是一个遮风蔽雨的所在，有人文情怀在里面，人的身体感受到被关怀。建筑师需要用技术手段实现这一切，牵涉到材料工程学等学科门类。”

  在中国，从梁思成那一代人起，理想建筑师的形象已经被勾勒出来了，“梁思成先生讲，建筑学这个行业，是工匠，也叫哲匠，要有工匠精神，还要有哲学思辨能力。”

  在建筑学领域深耕三十几年的周琦，堪称名副其实的“哲匠”。然而，他却时刻感觉到困惑。他用阅读来解决困惑。不是读专业书，也不是读小说，而是读哲学书。并且，他还鼓励学生和他一起读哲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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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埏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古老的《道德经》，用这句话完美地阐释了建筑和空间的关系。而《道德经》也正是周琦阅读书单上的重要哲学作品之一。

  老子对形式的关注，引起了周琦的强烈共鸣， “他几乎穷尽了所有的二元对比的东西，高低、强弱、上下，等等。我在设计中，也会用强烈的二元对比来表达和传递某种东西。”

  周琦手头正在做的一个设计，是东南大学的游泳馆。“九龙湖校区很大很空旷，人在其中显得很渺小。我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尺度的游泳馆，屋顶和墙是一个整体，采用圆拱形的玻璃窗，明亮、通透、亲切、温馨。冬天的时候，外面阴冷、冰天雪地，人们裹着大棉衣，里面则温暖，充满活力。在我看来，九龙湖校区整体是冷色调的，游泳馆则用桃红砖做建筑外立面，屋顶和墙用红色的小砖，呈现暖色调。冷和热，静和动，亲切和冷漠，在强烈的二元对比当中产生一种和谐。”

  周琦强调形式的重要：“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形式是很重要的，但形式又是难以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几千年以来，在与自然的这种微妙的关系中，中国人逐渐在心理上塑造出一种非常稳定的形式。进化、模仿、传承，是传统形式的三个特点。我们的书法、工艺，包括建筑，无不如此。”

  西方也是同样重视形式，“比如，达·芬奇、勒·柯布西耶和迈克·格雷夫斯，这三位艺术家兼建筑师，他们跨越了六百年，却都在表达同一件事——形式，或者说是一种稳定的可传承的形式。”

  周琦说，可喜的是，形式感并未从人们的意识中绝迹，在许多卓越的建筑师、建筑学人中，形式感尤为强烈。“我们这代人需要发掘出一种稳定的形式，从混乱中回归秩序。尽管过程必定漫长且充满艰辛，但我们有责任这样去做。”

  汲古需要智慧

  读品：您近些年来的设计，似乎特别强调传统的审美关照？

  周琦：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有这样一个趋势：厚古薄今，高山仰止，望其项背。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于是有一段时间，任何建筑都做一个琉璃瓦黄屋顶。这太具象了，挺糟糕。新时代需要新的形式，新形式需要一种内在的传统文化在里面。我们不是要复古。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要糅合在一起，这需要智慧，生搬硬套是不行的。

  读品：请列出您的阅读书单。

  周琦：这些年，比较系统地读了西方哲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康德、歌德，都泛泛读过。中国的传统哲学，老子、庄子，王蒙对老子的解释，李泽厚《美的历程》，我都会去读。宋代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我也会去读。我没有想成为这个领域的学者，我也不能说完全读懂了它们，但在读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心理碰撞和共鸣。

  读品：您刚刚出版了《回归建筑本源》，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读品：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我把它叫做科普小书，是普通人也能看得懂的建筑书。这么多年来，城市一直在扩大，人们买房子装修房子，都会关心建筑这件事。我的书里，从城市遗产保护的角度，去评价新的建筑，评价经典建筑，主要是这方面的内容。有自己这些年来的实践和思考在里面。其中一篇，叫《形，说不可知说》，集中体现我这些年来关于建筑形式与时代变化的思考。

  读品：您很推崇梁思成，为什么？

  周琦：梁思成先生他们那一代建筑师，是“哲匠”的代表。中国古代的工匠是不会制图的，士大夫又不屑于制图。梁思成他可以抛弃士大夫的矜持和骄傲，爬上爬下去测量房子，林徽因这样的大家闺秀跟他一样，爬到山西五台山的大殿上去。他们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是工匠的活儿。当他们把中国建筑史写出来的时候，中国人第一次能够通过书本来了解中国建筑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哲学贡献就出来了。

  周琦

  1957年生，现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会员，世界遗产保护协会会员, 国际建筑科学院（IAA）教授。同时还担任国家建设部，国家教育部，江苏省文物局，南京近现代建筑保护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建筑是艺术，它应该是美的。建筑又是一个遮风蔽雨的所在，有人文情怀在里面，人的身体感受到被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