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又一部长篇巨著《机村史诗》（六部曲）于近日推出。

  《机村史诗》并非一部新作，首版时它的名字叫《空山》。时隔十多年，为什么再版会以“机村史诗”的名字，以及“六部曲”的形式来重新呈现？

  阿来在为此次再版特地所作的后记中说，“空山”的名字总让人想起王维的诗，但写下这个名字时并没有那么从容闲适的出世之想。在今天重版此书时，阿来更看到那些艰难过程的意义——“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所以，才给这部小说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采取“花瓣式的结构”

  是因为故事的需要

  《机村史诗》（六部曲）由《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部构成，讲述了一个藏族村庄，如何自愿和非自愿地纳入到新的社会体制下。改变的过程是破碎的，因此阿来的写作也放弃了传统一气呵成的长河结构，而采用六个小长篇加十二个短篇构成的花瓣式立体结构。在这套结构独特的长篇小说系列中，主角不是某个个人，而是这座村庄本身。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形式，阿来说，是因为故事的需要，而不是刻意追求结构的突破。

  从他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来看，当代乡村不再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很多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连续性，并不像《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等传统乡村题材小说里写的那样有一个大事件贯穿始终。乡村的经验和历史，都已在城市化进程的辐射作用下，变得零碎和断裂。

  此外，阿来认为当代乡村里的人物，也再不是那样始终处于舞台中心的一个或几个了，他要写的，都是散落在各处的小人物，且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中各自扮演主角。

  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和准备，阿来最终在《机村史诗》中搭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故事框架，整个六部曲不再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而是各自独立成篇，但在地域、人物、情节上互有映照和衔连。

  若将六部曲连起来动态地观察，就会发现每个人物在故事中所处的位置会不断发生变化，就好像自行播放的一部历史电影胶片，“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通过为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物画像，阿来在《机村史诗》里搭建了一幅藏族乡村人物的时代群像，并由此成功为本书真正的主角——藏族乡村——留下了纪念碑式的文字，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乡村变迁的潮流依旧翻涌不息的时代，翻开《机村史诗》（六部曲）最迫切的理由。

  机村是一个藏族村庄

  也是普遍现实的一种

  本书为作者阿来赢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阿来在受奖辞中说：“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这个高原上的民族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祛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去生活。”因此本书虽然以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这半个世纪之间的藏族乡村地区作为其恢宏的时代和地域背景，但正如阿来所说，他将笔墨尽力凝聚在描写这片高原上的乡村里的细微的人物与事件，以小见大，着力呈现的是

  普通乡人的生活、情感和历史。

  阿来始终想强调的是，机村虽然是一个藏族村庄，但不是一个异族文化样本。他无意用这部小说提供一幅少数民族文化的风情画，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

  看起来具有强烈特殊性的机村，其实蕴含着更多的普遍性。“虽然，要写那样一个乡村的命运，自然要写出文化所遭逢的挑战与改变。但文化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民族也不是。今日乡村的普遍命运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从世界范围看，甚至是不分国家的。今天乡村面临的变迁是整个国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阿来认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文学，但凡涉笔汉族之外的族群，在绝大多数读者、批评者那里，都不会被当成是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书写，至多提供了一个多样性的文化样本，只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意义。而他以为，只有充分认识到非汉族的人民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

  这部书是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如果说《尘埃落定》讲藏区一种社会制度的崩溃，那这部书则讲中国的乡村在文化瓦解以后的命运。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空山》（本书原名）比《尘埃落定》写得好：《尘埃落定》写藏区，我们或许觉得那就是我们想象的藏区——神的、半神半人的世界；而《空山》写藏区，阿来按下云头，写了人的世界。人有大有小，但终究都是人，承受着与我们内容相同、但前提和节奏不同的现代历史。画神容易画人难，《空山》比《尘埃落定》难。

  “我很高兴捕捉到了这样的希望之光”

  时代变迁进程中，乡村的一大代价，是自然环境的毁败。这也是中国普遍现实之一种。机村故事中，有大量篇幅，都涉及森林的消失。

  阿来说，离开故乡后，有很多年，他都不情愿回到故乡的村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到那些森林的消失，山野的荒芜。

  “当年，涉笔这些森林的毁败时，我心里的痛楚，甚至会比写下乡亲们艰难的生活更为强烈。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此都有了足够的警醒。所以，小说里有了一个人物，一个毁败过森林，又开始维护森林的人物。这是乡村的一种自我救赎。这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中的乡村的觉醒。我很高兴捕捉到了这样的希望之光。这是我真实的发现，而非只是为小说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现在，阿来每次回乡，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他也不用再担心，这些树会有朝一日在刀斧声中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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