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城邦

  我们现代人喜欢“大”这个字。如果有个古希腊公民听到我们这么说，他一定不懂我们这话是什么意思。

  “凡事有度”是他生活的理想，单单只有“大”是打动不了他的。这种对适度节制的热爱，不是用在特殊场合的空洞说辞，它影响着希腊人的一生，从出生之日到死亡之时。节制思想也是希腊文学的构成部分，并使希腊人建造出小巧而完美的神殿。节制的美德还体现在男人的穿着和他们妻子所戴的戒指和手镯上，并伴随观众走入剧场，让他们把任何胆敢违反高雅品位或格调之铁律的剧作家嘘下台。

  希腊人甚至坚持他们的政治家和最受欢迎的运动员都要具有这种优良的素质。当一位强壮有力的运动员来到斯巴达，吹嘘自己是所有希腊人中能以单脚站立最久的，斯巴达人会把他赶出城去，因为任何一只鹅都能打败他这项引以为傲的成就。“那很好啊，”你们会说，“注重节制和完美毫无疑问是一种伟大的美德，但是，为什么在古代只有希腊人发展出这样的品质？”

  为了回答你们这个问题，我得说明一下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一直都是“臣服”在一个神秘至高的统治者之下，这位统治者住在遥远的、幽暗的宫殿里，广大的普通百姓很少见到他。希腊人正好相反，他们是上百个小“城邦”里的“自由公民” ，其中最大的城邦的人口，还比不上现代大型村庄的人口多。当一个住在乌尔的农夫说自己是巴比伦人，他的意思是，他是数百万向当时的西亚国王纳税进贡的广大民众中的一个。但是，当一个希腊人骄傲地称自己是雅典人或底比斯人，他说的是个既是他的家又是他的国的小城邦，那里不接受任何最高的统治者，只遵循公民在市集上表达的意愿。

  对希腊人来说，祖国就意味着自己的出生地；意味着童年时溜到戒备森严的雅典卫城石堆中玩捉迷藏的地方；意味着自己和成千上万同伴长大的地方，在那里，他熟知这些男孩女孩的绰号，就如同你们熟知自己同学的绰号。祖国也是他父母埋骨的圣地，还是高大的城墙内庇护妻儿安稳生活的小屋的所在地。这个不过是四五英亩大小、布满岩石的地方，就是整个世界。你们难道看不出来，这样的环境会对一个希腊人的所做、所说和所想带来怎样的影响？巴比伦、亚述和埃及的人民都是广阔帝国的一分子，他们都被淹没在群体之中。相反，希腊人从未失去与他周围环境的紧密联系。他始终是这个人人相识相熟的小城邦的一分子。他觉得自己那些聪明的邻居无时不在关注着他，无论他做什么，写戏剧也好，用大理石刻雕像也好，创作歌曲也好，他都会牢记一件事——他的努力将受到家乡所有生来自由、精于此道的公民的评判。这种认识迫使他追求完美，而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是，如果不遵循节制之道，不可能达到完美。

  在这种严格的环境里，希腊人学会了在许多事情上精益求精。他们创造了全新的政治体制、文学形式和艺术典范，我们至今都无法超越。而这些奇迹，是他们在占地不到现代城市四五个街区的小城邦中创造出来的。

  让我们看看后来都发生了什么。

  公元前4世纪，来自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征服了世界。战争一结束，亚历山大下定决心一定要让真正的希腊精神福泽全人类。他把这精神从小村庄和小城邦带出去，设法让它在自己新建立的帝国中，在这片广阔的王土上开花结果。然而，希腊人一旦远离自己朝夕可见的神庙，远离故乡曲巷熟悉的声音和气味，就立刻失去了那种欣喜欢快之感，失去了那种奇妙的均衡感。在他们为自己的古老城邦的荣耀努力工作时，节制之道曾启发了他们大脑和双手的灵感。现在，他们变成了低俗的工匠，满足于次等的作品。在古老的希腊小城邦失去独立性、被迫成为一个大国的一部分那天，古希腊精神就死亡了，从此永远不复存在。

  文艺复兴那些事

  “文艺复兴”不是一场政治或宗教运动，而是一种精神状态。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依旧是教会这位母亲的乖孩子，是国王、君主和公爵的臣属，并无怨言。

  但是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改变了。他们开始穿不同的衣服、说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房子里过不一样的生活。

  他们不再把所有的想法和精力全都贯注于未来天堂里等候自己的幸福生活。他们尝试在这世上建立自己的天堂，坦白说，他们做得非常成功。我不止一次告诫你们要小心历史日期中隐藏的陷阱。人们总是过分关注于日期那几个数字。他们把中世纪视为一段黑暗与无知的时期。仿佛时钟嘀嗒一声，文艺复兴就开始了，城市和宫殿登时沐浴在热切求知又好奇的灿烂阳光中。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划出如此明确的界线。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可，13世纪确实属于中世纪。但它仅仅是黑暗与停滞的时期吗？绝对不是！当时的人可活跃得很。他们建立了伟大的国家，发展了规模庞大的商业中心。在城堡的塔楼以及市政厅的尖顶背后，冒出了新建的哥特大教堂的细长塔尖。世界的每个角落都生机勃勃。市政厅内那些位高权重的先生(借由新近获取的大量财富)，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开始和他们的封建领主斗争以取得更多的权力。公会成员也开始注意到“人多势众”这个重要的事实，并和市政厅那些位高权重的绅士对抗。国王与他老谋深算的顾问们也趁这趟浑水逮到了不少“好鱼”，并当着吃惊又失望的议员和公会成员的面“大肆享用”。

  入夜后，一切政治、经济纷争止于昏晕的路灯。为了度过漫长无趣的黑夜，游吟诗人和民谣歌手讲起了故事、唱起了歌谣。他们歌颂赞美着浪漫爱情、冒险精神、英勇行为以及对淑女们的忠诚。与此同时，年轻人没有耐心等待缓慢成长，纷纷投身于大学之中，也因此有了另外一个故事。

  中世纪十分具有“国际精神”。这听起来有点难懂，且听我细细道来。我们现代人具有的其实是“民族精神”。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说的是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上的是英国的大学、法国的大学或者意大利的大学。除非我们要学的某项专业只能在异地完成， 那么我们会另学一门外语，再前往慕尼黑、马德里或莫斯科求学。可是生活在13或14世纪的人，很少称自己是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们一般会说：我是谢菲尔德人(Sheffield)或波尔多人或热那亚人。因为他们都同属一个教会，彼此间具有一种兄弟情谊。并且，由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说拉丁语，这使他们拥有一种国际语言，不用像现代欧洲一样受到愚蠢的语言限制。语言的壁垒给小国带来了许多劣势。以16世纪来自荷兰一个小村庄的伊拉斯谟为例，他是个伟大的传道者，宣扬宽容和欢笑。他所有的著作都用拉丁文写成，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读者。假如他生活在现代，他可能只会用荷兰文写作，那么，就只有五六百万人能够读懂他的作品。如果欧洲其他国家人或美国人想看他的书，出版商就不得不把书翻译成20种不同的语言。这得花很大一笔成本，很可能根本不会有出版商愿意惹这个麻烦或担这种风险。

  600年前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当时大部分人还很无知，没有读写能力。那些能手握鹅毛笔进行写作之人，全属于同一个知识王国，这个王国涵盖整个欧洲大陆，没有疆界，他们彼此间完全不存在语言或国籍的限制。大学就是这个共和国的堡垒。与现代军事要塞不同的是，它不需要建在前线。只要有一个老师和几个学生凑在一起，便是一所大学。在这一点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再次迥异于我们的时代。现今要成立一所大学，过程(几乎一成不变)如下：某个有钱人想给自己居住的社区做点贡献，或某个特定宗教机构想要办一所学校，让有信仰的孩子能获得更合适的督导，或某个州需要医生、律师和教师。大学始于一大笔存在银行的巨款。这些钱用来兴建教学楼、实验室以及学生宿舍。最后，招聘专业教师，实施学生入学考试，大学才能办起来。

  但在中世纪，大学的成立方式截然不同。一位智者自言自语道：“我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必须将我的知识传授给其他人。”于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几个人愿意听他讲，他就开始宣讲他的知识，就像现代街头的即兴演说家。如果他说得很有趣，观众就会聚过来驻足聆听。如果他说得沉

  闷乏味，路人就耸耸肩，继续赶路。

  不久之后，有些年轻人开始固定地按时前来聆听这位伟大导师的智慧言语。他们带着习字簿、一小瓶墨水和鹅毛笔，把重要的内容记下来。 有一天，下起了雨，老师和学生一同撤到空置的地下室或“教授”的家中。学者坐在椅子上，学生都席地而坐。这便是大学的起源。拉丁文的 “universitas”(大学)一词，意指中世纪时教授和学生组成的团体，当“教师”是一切的核心时，他在什么建筑物里教学并不重要。

  让我给你们举个发生在9世纪的例子吧。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萨勒诺小镇，住着几位杰出的医生。他们吸引了一大群渴望投身医职的学生，于是就有了存在将近千年(直到1817年)的萨勒诺大学， 大学里讲授的是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理论，他在公元前5世纪就在古希腊行医。

  然后还有来自不列塔尼的年轻神父阿伯拉德，他在12世纪初期就开始在巴黎讲授神学和逻辑学。数以千计渴望求学的年轻人涌进巴黎去听他的讲座。其他不同意他说法的神父也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巴黎瞬间挤满了喧闹的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来自瑞典与匈牙利的学生。于是，在塞纳河中的一座小岛上，环绕着一座老教堂，诞生了著名的巴黎大学。在意大利的波隆那(Bologna)，一位名叫格拉提安的修士为那些需要了解教会律法的人编了一本教材。于是许多年轻的神父与普通信徒从欧洲各地前往意大利，学习格拉提安的理念。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城中地主、小客栈老板和房东太太的欺压，他们组织成立了一个互助会(或可称为大学)，这便是波隆那大学的起源。

  接下来是一场发生在巴黎大学的争辩。我们不清楚事情的起因，但一群心怀不满的老师带着他们的学生渡过海峡，在泰晤士河边一个名叫牛津的小镇建立了温暖的家，就这样，声名显赫的牛津大学诞生了。同样的，1222年，波隆那大学也闹起了分裂。一群心怀不满的老师同样带着自己的学生出走帕度亚，这座骄傲的城市于是拥有了一所可以引以为傲的大学。这种情况持续发生，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到遥远波兰的克拉科夫，再从法国的普瓦捷一直到德国的罗斯托克。

  的确，这些早期的教授讲授的课程，在我们受过对数与几何原理训练的耳朵听来，有些荒谬。不过，我想表达的重点是——中世纪，尤其是13世纪，并不是完全静止的。年轻一代充满活力和热情，即便有些害羞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求知欲。文艺复兴正是诞生于这样的不安与骚动中。

  《人类的故事》是由通俗文化大师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所著的经典作品，1921年在美国首版，1925年首次被译入中国。本是写给青少年的世界史通俗读物，曾一举斩获美国首届纽伯瑞大奖金奖。但这本书的迅速流行，证明了它已经从一本给青少年的启蒙读物，变成了给大众的历史扫盲书，更是成为了通俗写史的开山之作。

  近百年来，国内版本多以1921年版本为基础。新版《人类的故事》新版由《魔戒》译者邓嘉宛担纲翻译，在中文世界首次纳入了房龙所作的全书完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