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了无数南京民众,他所写的《拉贝日记》,也是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据。12月11日,《拉贝日记》(影印本)、《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新书首发式在南京举行。经约翰·拉贝亲属授权,中央档案馆馆藏的日记原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影印本形式,呈现拉贝最原始的日记。历时两年编排的《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也线上线下同时向全世界发布。
见习记者 耿朴凡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鹿伟/文 顾炜/摄
首次用影印本形式呈现《拉贝日记》
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部分外籍人士救助难民的同时,还以日记、书信等形式记录下侵华日军的暴行。《拉贝日记》就是其中一本。
《拉贝日记》南京卷,即《敌机飞临南京》,汇集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6日在南京期间所写的日记和收集的资料。今年年初,约翰·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将2000多页的《拉贝日记》影印本及高清电子版,独家授权给中国国家档案局,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托马斯·拉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祖父的德文手稿捐赠出来,既是为了让公众了解历史事实,也是对侵华日军反人道行为的控诉。
此次影印出版的《拉贝日记》共6册,内容既包括拉贝的日记,也有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递交的公函60余件和暴行报告400余件、拉贝收集的世界各国对日军侵占南京后大屠杀暴行的新闻报道,以及拉贝回国后向德国政府呈送的关于南京沦陷的报告等。
现代快报记者在书中看到,约翰·拉贝拍摄了大量在日军轰炸中受伤的民众,照片中,有的人脸上伤痕累累,有的人双腿血迹斑驳,看上去十分惨烈。
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府建明介绍:“为了让80年前的日记更清晰,我们对近2000张图片一一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节处理,包括抠图、锐化、阴影效果等。”据悉,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用影印本形式,呈现拉贝最原始的日记。
府建明表示,目前正着手将书中内容翻译成中文,预计2018年与读者见面。
历时两年,珍贵档案线上线下同步推出
同时首发的《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汇编编排工作启动于2015年12月。201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为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这些珍贵档案,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7家单位,对所藏南京大屠杀档案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数字化、编排。
今年年初,7家单位又将相关档案数字化复本交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新编排,并由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出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马振犊介绍,全书按档案收藏机构划分为7辑,共20册,另有总目1册。册内每件档案均有中文解说,同时配有英、日语译文。书中既有日方加害者的记录,如第二辑中收录了日军为炫耀暴行淫威而拍摄的大屠杀照片;也有美英等国第三方人士的记录,如第七辑中有国际友人约翰·马吉拍摄的日军暴行电影胶片母片、胶片盒及摄像机实物照片等。据了解,马吉拍摄的画面,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除此之外,还有中方受害者的血泪控诉,历史线索清晰、记录完整。
“档案形式既有纸质文本,也有照片、电影胶片及其他实物等多种载体。档案内容相互印证、补充,真实性不容怀疑。”马振犊表示,希望通过这些档案的出版,让世界人民真正了解这段历史,也再次有力地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污蔑和否定。
首发式上,《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还线上线下同时对全世界发布。珍贵档案的公开出版和线上发布同时进行,在全国尚属首次。
“那年我13岁,日本人从飞机上丢炸弹,把我爸爸炸死了……”93岁的江淑卿老人回忆起当年父亲的去世,情绪有些激动。12月11日,在南京新街口附近的女儿家中,江淑卿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向现代快报记者讲述了她所经历的那场浩劫。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瑜/文 马晶晶/摄
南京大屠杀亲历者:
我爸爸是被日本人炸死的
13岁那年,爸爸被日军炸死了
“我妈妈在我4岁时就没了,我是家里最小的,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江淑卿说,她家当时住在游府西街,父亲做生意开米行,家里还是比较富足的。而日本军队的入侵完全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她说记得那是1937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把她爸爸炸死了。“那天我不在家,后来有人跟我说家里出事,我才跑回去的。”江淑卿说,她回到家时,已经有人把她父亲抬走入棺了,自己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尽管已经过去了80年,但老人说起父亲当年被炸死的经历时,还是有些激动。“我家房子都被炸塌了,我进去的时候,正好一面墙倒了,砸到了我的腰和右手。”江淑卿说着,伸出了自己的右手,记者看到老人的右手手指始终伸不直,她说这是当年砸伤留下的后遗症。
事后,江淑卿才知道,那场轰炸中,不光自己的父亲,同一条街上还有很多邻居也被炸死了。
在魏特琳建立的安全区躲了两个月
江淑卿说,从那之后她就跟着大姐生活。日本人进城后,她跟着姐姐一起去了上海路附近的难民区,也就是美国传教士魏特琳等建立的国际安全区。“日本人打来后,大洋房里的人都走了,我们就暂时在那里躲着。”老人说的大洋房,就是难民区的房子。
在难民区的时候,江淑卿说他们勉强能吃得饱,很多餐饭都是自己做。当时,建立国际安全区的魏特琳中文名叫华群,难民都称她为“华小姐”。在江淑卿的回忆里,虽然在难民区她没有见到华小姐,但是她一直很感激这位美国人。
江淑卿说,当年她在难民区大概呆了两个月,出来后就跟着姐姐租房住。“平时不敢出门,害怕被日本人看到。”她说,尽管没有亲眼看到日本兵杀人,但是她在难民区的时候,听到很多人说起日军的暴行,听大人讲日军曾在南京邓府山附近用机枪扫射了100多人。
江淑卿的女儿王丽明告诉记者,他们小的时候经常听母亲讲当年的事。这两年在电视上看到很多幸存者站出来,觉得母亲当年的经历也应该说一下,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