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怡用她罕见的耐心，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心灵征途，令写作本身成了对父母的重新“发现”

  蔡怡是一个范例，即退休才开始写作，并步入成熟作家的范例。我和蔡怡相识于2011年，在我和许荣哲为耕辛文教会开设的小说课上，与其说她来学习，不如说她来证实了她的写作天赋。她入班时，已是台北市妇女阅读写作协会的副理事长，有了她的张罗，该协会已成为台北诞生新作家的摇篮之一。那时，我知道她对散文着迷，她也留下用散文代替小说交作业的印象。无论作业里还是课外，她说不完的话题是父母。我和许荣哲都对她文字具有的情感力量感到惊讶，感叹于她对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又赋予病人幽暗生活中的光明所在，这是一种能长存的人间正能量。比如《烤神仙》一文中的神仙，是指蝉的幼虫，“我”道出父亲早年烤神仙的合情合理，甚至佳句迭出的诗意，这诗意当然也被海峡隔开的乡愁写就。“我”因为父亲残破的记忆，窥见了海峡另一边的迷人过去，意识到它成为父亲活下去的拐杖。等到“我”开始悲叹父亲的记忆，由远及近渐渐关闭，即“‘神仙’都长了翅膀飞走了”，父亲也将追随神仙而去，“父亲如神仙，等到了大地的召唤”，将“去到一个我进不了的世界”。一旦“我”和父亲阴阳两隔，那扇通向过去的精神门扉便戛然关闭，“我”回到了不再烤神仙的理性时代，空有智慧，不再有那不幸的，有点残忍的，烤神仙时代的浪漫。“神仙应不再被烤了……”文章最后这言之凿凿的“正能量”，既提示我们应该认真看待新时代的道德，也提示那扇过去的浪漫之门，再也不会开启……我回大陆后的第二年，她便获得了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

  《烤神仙》这本书尽管故事续着故事，套着故事，但撼动人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进入年迈父母的内心，去理解已精疲力竭的他们？蔡怡用她罕见的耐心，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心灵征途，令写作本身成了对父母的重新“发现”。她发现失智的父亲，无法使用筷子，为了维护个人形象，宁可不吃饭，也不愿当人面手抓食物吃。亏了她窥到父亲内心的这个尊严，找到了让父亲吃饭的办法——买来饼或包子或汉堡，留下父亲一人用手享用。（《梭罗河畔》）读到这里，我忘了这是她的父亲，已然也成了我的父亲，在这个不轻信情感的时代，蔡怡文章的移情力量于我，就如蔡怡的人格力量于文中的印尼保姆阿蒂，将我们这些局外人，都造就成了“父亲”的亲人，因一事的失落，和他一起忧，因一丝的改善，和他一起喜。我必须承认，这样的文章很难出自普通人的笔下，我们的心因无信仰的激荡，早已变得硬、冷，少有人会把精力、爱，大把大把花在年迈的父母身上。我们永远只爱自己，这样的爱是不幸的，这是斩断一切源头的爱，我们忘了他人既是身体的源头，也是知识、智慧和幸福的源头。

  蔡怡书中的刘金娥，这个“父亲”忠心耿耿的大陆原配，她四十五年守着蔡家的痴情和善良，也许让当代人觉得她愚笨、好欺，但她无疑是儒家伦理的化身，我们用已经粗鄙化的当代伦理，注定无法企及她钟情的那种文明。我们的虚有其表，也由刘金娥的侄子体现出来：“父亲”晚年经常给刘金娥寄钱，以弥补对原配的亏欠，但“寄去的钱刘金娥无权支配，都被侄子拿去盖了房子、娶媳妇用了。所以晚年刘金娥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她去世前把唯一一件像样的棉袄送给姑姑。”（《两百里地的云和月》）这个细节再次证实了我们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侄子表面上十分聪明，挪用刘金娥的钱，盖房娶妻，有了生活之家，但他的心是空的，眼睛只被物质所吸引。怀着空心生活的人，到哪里都徒有一个家，是精神上的丧家之人，并不比丧家之犬处境好。相反，刘金娥的精神之家是实实在在的，哪怕她家徒四壁，心中却溢满对他人的爱。

  写父母这种题材，固然永远有吸引力，但也处处充满陷阱，一不小心，作者就会落入读者厌恶的俗套。蔡怡不止文笔饱含情感，也展现出对故事走向的良好控制力。有了对诗和小说故事技巧的吸收，于我们如甘露一般的情感，才会以蔡怡目前呈现的迷人样貌，强烈地吸引我们。

  黄梵（诗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