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知道钱锺书、陈忠实、臧克家的大名，但你不一定知道有一个人被钱锺书称为“才子”，被陈忠实唤作“老兄”，他还救过臧克家的命。他行迹文坛五十年，熟知百年来的文坛掌故，和他交好的文坛大匠多了去了，他因此无意中得了一个雅号——中国现当代文学活化石，尽管他自己并不以为然。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他和茅盾、巴金、沈从文、钱锺书、杨绛、叶圣陶、朱光潜、冰心、朱自清、孙犁、臧克家、艾青等人的交往故事。回忆细致而微，这些文坛大匠在作者笔下鲜活自然，趣味性很强。读此一本，可以轻松知晓中国现当代文坛。

  1

  初次见到钱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是在1977年。当时《文艺报》尚未复刊，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呆了一段时间。为了支撑复刊不久的刊物，主编要我们千方百计约些名家的稿子。我先去求叶圣陶先生，上班或下班前后不时去看望他，磨到了叶老好几篇大作，叶老还介绍我去向俞平伯先生求援。后来有一次叶老从开明书店出版《谈艺录》谈到了钱先生，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找钱锺书还有杨绛，我说一直想去拜访他们，但听说钱先生正潜心于巨制，不愿为报刊赶写应时之作，去了怕碰钉子。叶老听了我的顾虑大笑着说：“别怕碰钉子，他们待人很好，钱锺书有学问，人也健谈，拿不到稿子，听他们聊聊也长见识。”经叶老的鼓气，我决定贸然去看望钱先生夫妇。

  在一个金色秋天的下午，我来到三里河南沙沟他们的新居。来开门的是杨先生，当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后，她微笑着轻声叫我稍等，并很快将我引进客厅。只见客厅东头书桌有人在伏案写作，清瘦的脸，戴一副黑宽边眼镜，我知道这就是钱锺书先生。他抬头见我站立着，连忙起身走过来：欢迎，欢迎！我在客厅西头靠近杨先生书桌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杨先生给我一杯清茶，钱先生在我正对面的一张转椅上坐下了。客厅宽大、明亮，秋阳投照在一排深黄色的书橱上，色调和谐，给人以温馨的感觉。正当我端杯喝茶时，钱先生突然起身摆着手大声地说：“写文章的事今天不谈。”碰钉子我已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碰得这么快、这么干脆。还是杨先生观察细腻，见我有点局促，茶杯在手中欲放不能，便主动岔开话题，问我最近到过哪些地方，知道我刚从上海回来，便急切地问：“见到巴金先生、柯灵先生没有？他们身体好吗？”我将所见所闻一一告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钱先生的谈兴也上来了。我静心地听他谈，杨先生在一旁也听着，偶尔插话。钱先生关心地问起了阿英先生身后的状况，此外，他还谈了中外文学史上一些名著和中国近现代文坛的趣事。他饱学中西，使我大长见识，他的睿智、幽默、诙谐、风趣的谈话，使我获得少有的轻松和愉悦。当室内阳光渐渐暗淡时，我才意识到该告辞了。作为一名编辑，在钱先生面前，初次，不，之后多次，我都是个不称职者，我记不起从他和杨先生那里约到过哪篇大作，但是他们的谈话对我素质修养的提高大有教益，对我具体的编辑业务也有许多宝贵的提示。

  2

  初见钱先生之后，一年多与他们没有多少联系。没想到体衰多病的钱先生还在惦记我这个晚辈新朋友，1978年12月我突然接到钱先生的信，信中说：“去秋承惠过快晤，后来，听说您身体不好，极念。我年老多病，渐渐体验到生病的味道，不像年轻时缺乏切身境界，对朋友健康不甚关心。奉劝你注意劳逸结合，虽然是句空话，心情是郑重的。”钱先生的这句“空话”，却沉甸甸地流入我心底。

  十多年来，我同钱先生夫妇有着不间断的往来，不频繁，也不稀疏。或书信，或电话，或登门，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在冬天。最初想去看他们，都是先写信预约。仅有一次我是明知钱先生不情愿而硬着头皮前往的，那是1985年，当时任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的林湄小姐来北京，很想采访钱先生。林小姐在香港和北京采访过不少文坛名将，唯独没有机会见钱先生。她知道钱先生不愿接受记者采访，便托我帮忙。我将她的希望在电话中转告了钱先生，钱先生警觉地说：这不分明是引蛇出洞吗？谢谢她的好意，这次免了。林小姐见难而上，非见不可。逼得我只好建议她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但我又怕钱先生生气，当场让客人下不了台。关于这次“突击”，林小姐以《“瓮中捉鳖”记》为题发表了专访。不妨抄录一段：“那天下午，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钱老家门口。一见面，钱老哈哈笑着说：‘泰昌，你没有引蛇出洞，又来瓮中捉鳖了……’他见我是个陌生人，又是女性，没有再说下去，便客气地招呼我们就座。说来奇怪，一见之下，钱老的这两句话，一下子改变了他在我脑海中设想的形象。他并非那样冷傲，相反是如此幽默，如此和蔼可亲。”我是这场“捉鳖”戏的目睹者。林小姐单刀直入，抢先发起进攻，平时大声谈笑、旁若无人的钱先生用沉默来抵挡，在林小姐不断的进攻下，他出现了窘态，最后只好无奈而又认真地一一回答。关于《围城》，林小姐问：“钱老，你自己是留学生，小说写的也是留学生，那么小说里一定有你的影子！”钱先生说：“没有，是虚构的。当然，那要看你对虚构作何理解。我在另一部书里曾引康德的话‘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说那句话也可以应用在文艺创作想象上。我认为这应该是评论家的常识。”《围城》中主人公读过叔本华的著作，林记者借此又问：“钱老，你对哲学有精深研究，您认为叔本华的悲观论可取吗？”钱先生微笑中又带几分严肃地回答：“人既然活着，就本能地要活得更好，更有意义。从这点说，悲观也不完全可取。但是，懂得悲观的人，至少可以说他是对生活有感受、发生疑问的人。有人混混沌沌，嘻嘻哈哈，也许还不意识到人生有可悲的方面呢。”

  这台“捉鳖”戏演了近一小时，此外还有不少精彩的答问。事后我也没有听到过钱先生对这次被“捉”的任何不快的话。这次采访的顺利，使我加深了对钱先生为人的了解，更多地看到了他通情达理的一面。

  3

  1994年2月3日晚上，杨绛先生给我电话，说近日有空过来坐坐，锺书和我都在家。我预感到可能他们有什么事，因为以前我要看他们，多是我提前问他们有没有空。

  我告诉杨先生，明天下午冰心老人约我去一下，如果时间不晚，我去他们家。

  下午3点10分左右敲门，是钱先生开的门，见是我，笑着说你来了！转身叫杨先生：“泰昌来了！”杨先生从过道那头走来，笑着说我去拿拖鞋。我习惯地走进客厅，习惯地坐在固定坐的沙发上。在钱先生进里屋倒茶时，杨先生问我近来怎样，我说刚去广州、深圳几天，那边有个会，顺便休息了两天。

  钱先生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听说我去广州一带休息了几天，幽默地说，西方也有冷冻进冰箱里的说法。

  关于我写钱先生的书，杨先生问准备得怎么样了。我说正在准备。钱先生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精力去准备，我不愿你写这个难题。”我说：“你是社会财富，写不好你有批评权。”杨先生一语不发地笑。

  钱先生劝我要注意身体。他说我提醒过你几次，看你这两年很劳累，头发不该这么早白。生活要有规律。外国人早饭前、晚10点后不写作。10点后可以听听音乐，翻翻闲书。不能看小说，尤其侦探小说，一上手

  就得看下去。他说杨绛昨天晚上看韦君宜送的一本书，因书里涉及清华大学的一些熟人，到下半夜两点多他起床时见她还未睡。钱先生、杨先生问起我吃安眠药情况，我说听你们的话，现在每晚一片海洛神、两片安定，睡前强行吃。钱先生说，吃安眠药不好，但他自己也吃十几年了。他现在睡前先吃一瓶同仁堂出的枣泥安神液，再吃安定片。我说钱先生气色比上次见时好些，他说略好。我说喜欢晚上喝咖啡，喝茶，再看书，写作，钱先生说，这等于慢性自杀。由此他们说起包天笑，办报写文章是下半夜，第二天从早上睡到下午。何其芳下半夜写文章，下午要睡足一觉。钱先生说开亚太会议时，他连夜起草文件，第二天睡一天，那时他才四十多岁。他们说我白天上班、应酬，晚上再这么干，吃不消。人的精力、体力如同钱，不能预支，超量了不好，年岁到了，病了就难退下去，不要以为体质好没事。钱先生说写东西不必赶、拼命，要细水长流，一年写不完，两三年也行。杨先生说，写一个短篇可以赶一赶，写作要从容，养成动手写又放得下的习惯。正说得有兴味时，突然有人敲门，杨先生去开门，钱先生问怎么回事，杨说一份电报，拆开看是郑朝宗从厦门拍来的贺节电报，钱说这就说明他平安。杨先生说郑病重，他们连写了三封信去，叫他不必回信，所以有电报来。

  又来了几位客人，杨先生安排他们到里屋去坐，又来陪我聊。

  钱先生进里屋取一本书，说这本是抢手书，现在难买到，今天送你。他递给我，是《管锥编》第五册。

  他到书桌前签名，又亲自盖章。钱先生说：年岁大了，我和季康相依为命。

  钱先生问我抽不抽烟，喝不喝酒，因我近两年到他家都不敢抽烟，只好当面撒谎说不抽了，也不喝酒。我反问他抽过烟吗？他说从不抽烟。抽烟喝酒对身体很不好，容易得哮喘、肺气肿，特别是人到中年。

  杨先生突然问我：“锺书有没有给你写过字？”钱先生望着我笑，等我回答。我只能如实相告：钱先生十几年前曾为我写过。钱先生记性真好，他说不仅为我写过，我还替人求过。

  即将告别时，我觉得今天他俩的情绪挺好，就壮着胆子提出希望合个影留念。钱先生痛快地说：好，好！我知道钱先生不大愿意照相，我和他几次合影，都是陪客人去看望他，经客人提出，钱先生同意的，我在场也难得有机会，而我本人从来没有开过这个口。杨先生说：“你和锺书单独拍一张吧！”钱先生说：“还是我们三个人。”我和钱先生有过的几次合影都是和杨先生在一起的。随身带的理光全自动傻瓜机在车上，我下楼去请开车来的《文艺报》年轻人小胡来拍。我们先站着在客厅里拍了一张，想不到钱先生主动提出，在凉台上再来一张。钱先生说，他好久没有拍照了。傍晚6时左右，钱先生、杨先生送我到楼梯口，突然钱先生叫我等一等，他回房又拿了一本书送我，是一本外文版的著作，钱先生说：上次你来忘了给你，这是法文版的《诗学五篇》。钱先生明知我的外文底细，于法文更是只字不识。他说：这本书我自存有限，很少送人，留作纪念吧！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钱先生一件小事：1984年在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代表登记“懂何种外语”一栏中，他填写着：“略通英、法、德、意语。”钱先生是公认的国内当代学者中屈指可数的精通外语的专家，他曾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委员，又参与了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定稿工作。他把自己对外语的精通说成“略通”，足见他治学的谦逊和虚心。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三里河看望钱先生，四个月后他就住院，再没有回到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