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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10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下一篇 4 >>现代快报网
《撒旦探戈》首部中译本出版
余泽民挑战翻译史上“不可能”
这是国际布克奖得主、匈牙利作家拉斯洛作品在中国首次翻译出版
  《撒旦探戈》
  [匈牙利]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著
  余泽民 译
  译林出版社
  2017年7月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国际布克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撒旦探戈》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拉斯洛作品在中国首次翻译出版。

  相比他的两位老乡——获得诺贝尔奖的凯尔泰斯和出版了“恶童三部曲”的雅歌塔,1954年出生的拉斯洛在国内还非常陌生。

  但对很多影迷来说,一定听说或看过贝拉·塔尔导演的两部伟大电影:8小时的《撒旦探戈》和《鲸鱼马戏团》,它们分别改编自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贝拉所有电影剧本都出自拉斯洛之手,而作家的所有小说都交给贝拉执导。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他得了国际布克奖

  他还可以得诺奖

  《撒旦探戈》在电影史上以片时最长、承载事件最少而出名:在这部8小时长的电影里,除了一场骗局之外几乎没发生任何事情。苏珊·桑塔格说:“片长七小时却每一分钟皆雷霆万钧,引人入胜。但愿在我有生之年,年年都重看一遍。”

  《撒旦探戈》的时间跨度不过几天,场景也寥寥无几,讲述了在世界尽头的匈牙利村庄,十几个无处营生的村民上演了一出酗酒、通奸、偷窥、背叛、做梦与梦破的活报剧。

  故事并不复杂,但想要描述它,却考验着人们的修辞能力。詹姆斯·伍德在《纽约客》上也只能引用卡撒兹纳霍凯的原话——“把现实检验到疯狂的程度”。

  1994年,贝拉·塔尔将这本250页的书拍成了一部480分钟的电影,电影里的每个场景都与小说完全对应,连镜头的速度与语言的速度都是一致的。有人认为,贝拉·塔尔的《撒旦探戈》就是拉斯洛的《撒旦探戈》。这不是改编,而是重现。

  对于这样一部电影,我们一直非常好奇,它的原著是什么样的?但直到电影问世18年后的2012年,小说原著才被译成英文,次年便获得了最佳翻译图书奖。2015年,拉斯洛凭借这部作品获得国际布克奖。

  国际布克奖评委会主席马丽娜·华纳将拉斯洛比喻为卡夫卡和贝克特,“卡撒兹纳霍凯用恐怖、怪异、滑稽同时令人毛骨悚然、美丽而又令人心碎的场景抓住了当下存在的质地。”苏珊·桑塔格对他的评价是——“可与果戈尔和梅尔维尔相比的匈牙利启示录大师”。

  近年来,拉斯洛始终位于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的前列。

  “翻译完这本小说

  像到地狱里走了一遭”

  《撒旦探戈》是一部传说中不可能翻译的作品,这主要是由于作家的语言特点。简单地说,拉斯洛的句子非常之长,段落无穷无尽,常常跨越十几个页面。读一本拉斯洛的小说好像在宣讲绝望的教堂里呆整整九个半小时。

  用拉斯洛自己的话说,他觉得短句十分无聊——当表达欲充满人的头脑的时候,人会选择的必然是长句。“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真的用短句。如果你在一个酒吧与一个朋友、熟人或者随便什么人交谈,当他真的有话要说的时候,他不会用短句,因为每个人其实都只有一句话……这个人不会去寻找句号,他不会用那种容易理解的句子,不会,而是会用非常长,而非常流利的词语组合……”

  2016年,著名翻译家余泽民把这部作品译成了中文,由于欧洲语言与汉语语言构造极不兼容,因而《撒旦探戈》的中译本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翻译完这本小说,我感觉从人间到地狱里走了一遭。”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余泽民表示,“其实就难度而言,它并不比《平行故事》和《和谐的天堂》更难,但无论翻译还是阅读都令人窒息。”

  “整部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这样黏稠、缠绕、似火山熔浆涌流的句子,而且不分段落,让人读得喘不过气,恨不得一个贝拉·搭尔式的超长镜头从《创世记》拍到《启示录》。”

  余泽民和拉斯洛是相识25年的老朋友。余泽民曾陪伴拉斯洛游访中国,也曾多次在中国接待拉斯洛,拉斯洛每次来中国都住在其家中。

  “这不是一部黑暗作品

  而是一部悲喜剧”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1954年出生于匈牙利东部小镇久洛,像那个年代出生的东欧人一样,他经历了自由匮乏的时期,18岁他“下乡”到农村当晚班保安,《撒旦探戈》卡夫卡式的景象来自这段经历。

  在读者看来,《撒旦探戈》是绝对的黑色,但是作者自己并不承认。拉斯洛说,凡事都有悲与喜的两面,“从这面看是喜剧,那面看是悲剧。我们东欧人对这矛盾的两面格外敏感。实话实说,我不认为《撒旦探戈》是部黑暗作品,它不是悲剧,而是一部关于没有根据的信仰的悲喜剧。”

  “我觉得没有什么理性的原因让我可以快乐起来,当我回顾人类历史,有时我会觉得是一出喜剧,但这喜剧让我哭泣;有时又觉得它是出悲剧,但这悲剧让我微笑。”拉斯洛说。

  作为出生于东欧的50后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苏东知识分子的惯常套路中:思考、叛逆、对抗体制、流亡西方。1987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拿着德国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奖金到了柏林。但在后来被改编成贝拉·塔尔电影《鲸鱼马戏团》的1993年小说《反抗的忧郁》里,拉斯洛表达了他对西方自由世界的失望,小说里有个黑暗地区的名字就被他叫做“西方文明”。

  “在1989年前我觉得写作是有目的的,是理性的。1989年后环球旅行,这种感觉却渐渐消失了。今天我也写人的尊严,但我不知道为谁而写。自由世界里的人要的是金钱、女人。人的尊严、自由、独立思考之类的东西免谈。文学也跟着遭殃。作为作家,如果一本正经,读者就觉得沉闷,别人就说:‘对不起,没时间,我要去挣钱买新车。’这让我觉得伤心,这就是我悲伤的原因。人类有许多选择,但大家都只选一样,那就是什么都想要。”

  1990年代末与汉学家妻子结婚以后,整个2000年代拉斯洛曾频繁访问中国和日本,作品主题开始往东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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