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距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还有7天，96岁的抗战老兵杨伯琪结束了他与心脏肿大、肺衰竭等病症的抗争，在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归队”。

  几天后，杨伯琪的长子杨纯志捧着父亲的骨灰从殡仪馆走出，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安放在骨灰盒上，“这（纪念章）是父亲最大的荣耀。”

  “归队”，是志愿者对抗战老兵逝世的婉称。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

  学者张连红领衔的研究团队和全国218位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正在寻觅、记录这一份份个体荣耀背后的家国记忆。

  2016年3月起，他们的笔和镜头触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广西、浙江等地。他们要做的，是在抗战老战士被轮椅、病床接管之前，还原出他们年轻时与侵华日军生死较量的战时生活，以及与战友、父母、爱人的情感往事。去探究在抗战年代，深藏在老兵记忆深处的隐秘与不彰。他们试图用战争中每个生命的光华与暗淡，构筑起整部抗战史的血肉。

  张连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首席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截至目前，由他领衔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盐城师范学院共28位研究人员和志愿者团队，将1690小时的视频访谈，42830千米的行程，浓缩进248万字的文稿。在这些数字背后，是824位抗战老兵的口述史。据不完全统计，近一年，项目组访谈的抗战老兵，已有23名“归队”。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金凤

  他们的故事

  走上战场

  多为生计所迫，但参军后培养起救国理想

  参与抗战老兵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的志愿者，都有一份“采访抗日老战士”提纲。如何入伍、如何与父母等家庭成员告别、离开家庭记忆最深刻的事情等几个问题，志愿者每次与老兵交流，总能得到不同的答案。

  现年95岁的新四军老兵王刚，讲起少年的学徒生涯时，冷不丁地揪起右裤腿，那曾带给他锥心之痛。

  1936年起，王刚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路）744号的勤兴皮鞋店做学徒。“八一三”事变爆发时，日军轰炸上海北火车站的炮弹从王刚耳畔呼啸而过。一辆辆卡车，装载着在上海南市与日军浴血奋战牺牲的中国军民，经过皮鞋店门口疾驰而去。

  而学徒店老板的人情凉薄，也慢慢地让王刚的出走变得决绝。1937年的一天，王刚在店里不小心碰翻了炉子上的浆糊碗，滚烫的浆糊几乎全部泼到他的右脚背上。谁知，老板见状后举起鸡毛掸子，就往王刚背上狠抽：“小赤佬，侬脚上套蚌（罐子）啦！这只大碗要你赔。”

  1941年，王刚结识了新四军的军事教员沈魁，不久后，他进入新四军东南警卫团，时年20岁。

  而现年86岁的河南老兵张凤山，出生时家里很穷，他7岁就跟着母亲在冢子岭一带要饭，“狗还把我屁股咬了几个窟窿。”1944年的一天，张凤山遇上同乡曹复生，“跟他一块儿去当八路军的时候，只是想能吃上饭了，也没顾上想怕不怕。”

  “对于不少老兵来说，当兵是为了吃饭。哪里驻军离家近，就参加哪支部队，为生计所迫是重要原因。但是，参军以后，很多人培养起战斗精神和救国理想。”项目组成员、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王志龙告诉现代快报记者。

  因各种原因参军抗战的年轻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坦然面对生死，有老兵曾向张连红坦言，自己做过3次逃兵，3次被抓回去。

  张连红认为，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很多老百姓并没有保家卫国的概念。“每个人面对外敌入侵时不同的选择，展现的便是丰富多样的生命。”

  战争创伤

  日军居然在故意丢下的食物中下了毒

  张连红上一次做系统性的口述研究，还是十几年前。那时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对于大屠杀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少有记载。从1999年开始，张连红带着大学生志愿者，遍访南京城郊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为200多位幸存者留下口述证言。

  与访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不同，面对抗战老兵，你很难预知他们内心的隐秘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战争秘闻。每次访谈老兵时，项目组的访谈人员都会躲在镜头外，让自述的老兵跟几十年前的自己对话。

  现年95岁的山东老兵徐立（化名），面对镜头时将抗战经历娓娓道来。但至于家庭，他欲言又止。

  “您是怎么认识老伴的，认识以后就喜欢上了么？”在自述后的提问环节，张连红几次试图打开徐立的情感世界。

  在最后一次提问后，徐立沉默了几秒钟，复而身体前倾，语气低沉地说出了一个从未提及的秘密，“我没有小孩，我不能生了。当时我没有要求了，但是她舍不得离开我，她对我很好。”

  徐立17岁参加山东八路军南进支队。1944年的一天，他和另外十余名文工团战友在村中开会，突遇几名日军押送三辆骡车经过，战士们打了一个埋伏，几名日军稍作抵抗便弃下骡车逃走。骡车上留下满满的饮料、白酒、米饭、馒头、饺子、鱼、肉，战士们一顿大快朵颐后，却一个个中毒，晕倒昏厥了。第二个倒下的徐立在治疗一个多月后，才慢慢康复。

  在治疗期间，徐立与时年21岁的村妇女主任萌生爱情，后来结婚，但徐立却因为这次中毒一直不能生育。不经意间，徐立的讲述，对于日军战时的化学毒品研究又提供了一丝线索。张连红说：“我曾请教一些专家，得知这是日军在酒肉里放毒，并故意丢下来让八路军战士中毒，而且主要是伤害男人的生殖能力，如果不是亲耳所闻，真是难以置信。”

  战地爱情

  坚守信约，跨越战争的残酷和冰冷

  “战争中的爱情更体现爱情的真谛。”探究人性在战时环境中的嬗变，令张连红等研究者着迷。

  杨伯琪17岁考入黄埔军校第17期通信兵科后，参加过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要战役。而一提及陪伴自己一生的“老太婆”，一丝羞涩的微笑立即挂上嘴角。“湘女多情啊。”

  1944年，时任通讯连连长的杨伯琪随部队打到衡阳，有一天，遇到了避难在此的少女刘舜华。“当时看着小姑娘也就十六七岁，长得还可以，就多看了两眼。”杨伯琪没有想到，两天后，刘舜华的爸爸托人来说媒。杨伯琪当时的军阶较低，不能带家属随军，但他给刘舜华留下一纸婚约，便随部队远走桂林。

  杨伯琪走后便音讯全无，有人帮刘舜华介绍了不少小伙子，但她坚守信约。抗战胜利后，杨伯琪一直在寻找刘舜华，直到1946年，二人才终于相见，此后，便相守一生。

  战时，基层官兵的婚姻虽然难以在军中成全，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体恤有时跨越了战争的残酷和冰冷。

  96岁的四川老兵李龙泉曾担任国军50军144师431团警卫员。当部队驻扎安徽南陵时，他偷偷与一位当地姑娘成婚了。李龙泉说，当时团长并没有刁难他，反而让他的爱人到自己家里当佣人，这样就可以让他爱人留在他身边。

  “看起来是违反军纪，但团长很有人情味，在战争环境中，人性的情感和良知，会有闪耀的地方。”访谈李龙泉的志愿者、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工作人员薛刚说。

  艰难岁月

  有些手术刀就是杀猪刀改造而来

  与以往的抗战研究中，“战时日常生活”常被忽略。“现在大家在档案馆、图书馆里能看到的档案资料，大多侧重重大决策、重大战役。而抗战时期军队的衣食住行、军民关系、婚姻爱情、医疗卫生、娱乐生活、尸体掩埋、书信往来、家长里短等生活细节是比较少的。”张连红表示，此次访谈的重点在于，在老兵的自述中，捕获战时生活伦常。

  当宏大叙事隐退，细节开始一点点撩动人心。

  行军作战，战士们与家里难通音讯。有位老兵的母亲，日夜思念儿子，曾步行110里到儿子的驻地来探望。可是母亲上午到，部队下午就要转移了，娘俩只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分别。

  新四军女战士李君秋，曾在苏北地区担任政工干部。一旦有日伪军扫荡，她就和战友住到老百姓家里，装作他们的亲友。怕被敌人听出口音，老乡会提醒他们，不要讲话、装哑巴。

  1944年，李君秋生下孩子，由于工作忙，就交给老乡轮流帮忙照看。抗战胜利后，她接回被收养的孩子，老乡却不收分文。

  战时也需要后勤保障，饭从哪里来，伤兵如何救治，如何了解敌我实力，如何收集情报，在与老兵的访谈中，也渐渐弥补了史料的缺失。

  99岁的河北老兵李连仲，1938年进入国军74军野战医院做司药员，他曾向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齐春风、博士后叶铭回忆，“部队的卫生条件差，发病率高，其中肠胃病最多，还有呼吸道疾病。那会水都不干净，喝的都是池塘水，和老百姓喝的一样。”战事惨烈的时候，因为缺少担架兵，他只能看着战友们死去。

  “我们技术不高，一般都不能做手术，就用急救包，包扎好送后方医院。每天我都要带百十个轻伤员到医院。”

  而所谓的战地医院，因为各地条件不一，医疗环境参差不齐。有老兵回忆，有的战地医院，只是搭一个棚子作为遮挡，有时就在大树下救治。后方医院有的在乡村，老百姓的家就是天然的庇护所，很多伤兵会被送到农民家里养伤，农民交税的时候，可以据此抵消。医生还会定期来复诊，恢复得差不多就可以归队了。

  “有些手术刀就是农村的杀猪刀改造而来，有时用一块铁磨一磨就成了手术刀。消毒就只能用碘酒和红汞。”王志龙说。

  在张连红看来，“以往的档案资料，缺少战争的细节，如果我们不能进入历史现场，就不能感受历史的温度。只有通过栩栩如生、丰富多彩的战时生活，才能真正体会到战时部队生活的辛苦和抗战胜利的不易。”

  延伸·口述历史

  每个细节，都有研究价值

  对于访谈者来说，记叙下填补历史空白的真实口述，可遇而不可求。这需要他们充分调动丰富的知识储备和人脉，随时与史实校正、核对。

  今年5月中旬至7月初，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工作人员薛刚围着湖北、江西、湖南，访谈了81位抗战老兵。在长沙访谈时，遇到了97岁的老兵欧阳全。欧阳全曾是戴安澜将军的勤务兵，戴安澜殉国后，“我们找了最干净的雨布，把骨灰盒包裹起来，用电线捆好，用白色的医药箱装好。”

  这还是薛刚多年来首次听到这样珍贵的历史细节，他在访谈休息间隙，致电在南京的戴安澜的儿子戴澄东，核对事实。

  不过，即使遇到与史实不符的口述，在张连红看来，也并非毫无价值。“所有经历过抗战洗礼的老兵，都值得我们敬重，我不会当面质疑他们，老兵历经多年产生记忆漂移很正常，但对于描述不准确的部分，我们也可以记录下来，日后从生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的角度去研究，为何在这种情境下，老兵会有这种反应。”

  但也不是每一位老兵的访谈都很顺利，张连红说，有时访谈好久，但因为老兵因记忆衰退、口述内容简单、记忆混乱，而不得不放弃。

  记录·刻不容缓

  近一年访谈650位老兵有23位离世

  据了解，每次访谈，南师大的研究者们负责主采、学术把关，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负责对接联系全国各地的关爱老兵志愿者、在现场摄影摄像，以及在网上发起众筹，并把争取到的慰问物资发放到老兵手中。

  负责运营众筹平台募款项目的莫非说，如今，已经筹集到33万余元慰问物资。

  但对于部分生活拮据的老兵来说，这还有些杯水车薪。

  项目组研究人员、盐城师范学院教授王骅书领衔的团队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已经访谈了不少新四军老兵。其中有通讯员、警卫员、卫生员、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饲养员、被服员，很多是普通战士。这些老兵在抗战后，因为伤残、部队精减、所在部队建制改变或是父母要求，回到了各自的家乡。

  现在，他们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大多数疾病缠身、行动困难，医疗费用是他们最大的负担。“建议迅速提高抗战老兵的生活待遇，全额支付他们的医疗费用，增发护理津贴。”王骅书说。

  根据项目组研究进展，到2020年项目结项时，将争取访谈2000名老兵。未来，研究人员将前往重庆、贵州、福建、广东、云南、四川、西北等地，继续走访记录。

  “抗日战争史是波澜壮阔的，仅有档案传承还不够，战争亲历者的口述也很重要。他们的口述史也将成为博物馆的一个重要馆藏，让观众更加细致地感受抗战细节、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也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口述记录。”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说。

  每一次做完访谈，谁也不知道，这些老兵是否还能等到他们的重访。在最近一年访谈的650位老兵中，已经有23人离世。

  声音

  每个人面对外敌入侵时不同的选择，展现的便是丰富多样的生命。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首席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连红

  在战争环境中，人性的情感和良知，会有闪耀的地方。

  ——志愿者、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工作人员 薛刚

  抗日战争史是波澜壮阔的，仅有档案传承还不够，战争亲历者的口述也很重要。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 吴先斌

  老兵并非都是为了保家卫国而参军。对很多人来说，为生计所迫是重要原因。但是，参军以后，很多人培养起战斗精神和救国理想。

  ——项目组成员、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 王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