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色黝黑、行动敏捷，脚上是一双穿得磨掉了色的棕色皮鞋。贺云翱的样子低调朴素，永远像是一位刚从田野里回来的户外作业者。

  考古专业出身的他，拒绝像传统的知识分子那样，坐在书斋里一心只读圣贤书，“我喜欢田野工作，可以说没有田野工作，就没有我的研究风格，也就没有我今天的这些研究成果。”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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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云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和他的经历有关。

  1977年，高考恢复，原本已经准备要和田野和庄稼打一辈子交道的贺云翱，眼前突然出现了另一条道路。这年秋天，他离开宝应农村的家，成了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学的专业是考古。四年之后，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工作。

  他这辈子，注定和土地有缘。在考古部，田野工作又成了他生活的重心。不过这一次，不是要他去插秧栽种，而是要做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与田野工作相辅相成的，当然还有案头工作。田野-书斋，书斋-田野，从工作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不断地在两者之间切换。到后来，书斋成了无形的田野，田野成了无形的书斋，他像一位魔术师一样，不需要外部空间的改变，就能自如地把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在脑海搬来挪去，反复地进行比对研究，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今年是贺云翱学习和从事考古整整四十年，按理说在心态上已经进入了一种比较洒脱的阶段。可是他不，忧患意识始终伴随着他。这个夏天，他带领自己的团队，沿着丝绸之路做田野调查。在有些地方，看到古代墓葬有明显被偷盗的痕迹，这让他痛心不已。

  “这些古代墓葬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去发掘，更不应该被盗挖。盗挖古墓，首先是对先人的一种不敬。盗墓之后，流到市场上的往往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器物。器物所在的空间、背景、文化体系都没有了。它原本与古人的经济社会生活状态有关，但是现在都看不到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古代墓葬进行科学的发掘，会发现完整的系统的资料，将它们陈列在博物馆，既可以解释内在的文化价值，又能进行文化教育、文化传播，发挥它科学的作用。”

  贺云翱的焦虑，已经持续了四十年。“我经常呼吁，考古学是一项具有重大且多样价值的科学事业，希望能有更多的专业人员，更先进的保护设施，更完备的保护机构，更广泛的社会理解。”为此，三年前他创办了面向公众的《大众考古》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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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非要给贺云翱贴标签，“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他的专业是考古，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84年，还在南京博物院工作的贺云翱，参与创办了一份杂志——《东南文化》。这本重量级的专业杂志，目前已被录入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HSSCD)、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期刊。从1986年起，贺云翱担任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主持过日常工作近十年。“那时候，我就认为，中国的文化问题，应该从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方面着手进行研究，当然也包括地域研究。我们的刊名，就体现了这一点。”

  在《东南文化》的工作，奠定了贺云翱的学术风格——走考古学和文化学碰撞融合的路子，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今年5月，贺云翱的新书《文化江苏——历史与趋势》出版，是他近年来研究文化的成果体现。书出版以后，销售一路走高，在国内最大的网络售书平台上，业绩位居前列。从同事那里听到这个喜讯，贺云翱很是意外。他没想到，一本专业性很强的图书，也会卖得这么好。分析其中原因，他觉得是有一批人在关注文化问题，志同道合者在不断增加。

  贺云翱觉得，近百年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否定的多，建设的少，毁坏的多，保护的少。正因为历史原因的文化欠账，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的肉体走得太远了，心灵却没跟上。我们需要补文化的课，需要文化的回归。但并不是说你搞个电影院，建个博物馆，建个图书馆，文化就上去了。文化建设，不是建个工厂、生产产品那么简单的事。文化建设，是人的本质建设，需要静下心来做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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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秋天，贺云翱调到南京大学工作。次年，创办了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回到学校的贺云翱，仍旧不愿意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他崇尚知行合一，主张学以致用，40年来，这个理念从来没有改变过。

  “中国古代的文化人，关起门来写文章的情况比较多，对社会实践关注不够，对真实的民生关注不够。知识分子被誉为社会的良心，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更不应该这样宅起来。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也有沈括、徐霞客、宋应星这样注重实践的文化人，他们走出书斋，重视实践和调查。他们是那时候的小众，但开创了一脉优秀的传统。”

  这个夏天，贺云翱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从陆上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再到大运河、长江一线，两个月时间，他几乎一直在路上。陪伴着他的行李箱，里面装的大半是书，其中包括清人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这不是他第一次读《儒林外史》。他还特地买了一本全新的，一边读一边在上面勾画、点评。这种体验，就好像是在和吴敬梓本人对话，和小说里的人物对话，他很喜欢。

  “为什么重读？吴敬梓这本书，是对自我的批判，不但是对他本人，而且是对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自我批判。我就是要看看，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自省，是如何批判自我的。从我参加高考那一年到今年，正好40年，我也正好60岁了，有人笑我还是年轻时候的那种理想主义。我不怕人笑，我觉得，理想主义、理想化，恰恰是知识分子该有的特点。”

  在考察江浙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遗产时，贺云翱路过了绍兴，他特地去了鲁迅纪念馆，“和吴敬梓一样，鲁迅对自我，对知识分子阶层也持有一种批判。最近，我还在读谈迁的《北游录》《枣林杂俎》，谈迁是明末清初的史学家，他一生不肯做官，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有骨气、有节气、有使命感。他的文字，体现了一种初步的文化自觉和自省。从谈迁到吴敬梓到鲁迅，这一脉知识分子，创造了一种批判的文化，突破自我、突破自我阶层。他们不是当时的社会主力，但是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对话

  现实远比虚构精彩

  《读品》：最近几年，有不少学者持一种观点：大半个世纪以来，大陆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裂，台湾却保存得较好。你怎么看？

  贺云翱：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大陆的传统文化从来就不曾断裂。自小，我们的父母亲教我们如何待人接物，穿衣吃饭有什么讲究，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浸润在传统文化中。大陆的社会底层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断裂，只是缺乏一个很好的契机，让它们展现出来。而现在，最好的时机已经到来。

  《读品》：青年时代读的哪些书对你影响比较大？

  贺云翱：中学的时候，我读《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一类革命题材的书。江姐、许云峰，这些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有一种理想主义情结，就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大学时代，有了更广阔的阅读范围，莎士比亚、车尔尼雪夫斯基、卢梭、泰戈尔,当然也喜爱读中国的古典小说……我还记得，那时候下了晚自习，教室熄灯了，我就坐在教学楼的台阶上读。冬天非常冷，就把书包垫在台阶上坐在那里读。我的自省意识，一部分就来自西方人文主义作品的启蒙。另外，我也喜欢《老残游记》《孽海花》《三言两拍》这一类带有批判性的古典小说。

  《读品》：最近在读什么书？

  贺云翱：我的阅读，一般都是与专业有关的历史类书籍。最近，我做丝绸之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研究调查，就大量阅读这方面的书。马可·波罗的游记，谈迁的《北游录》，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清代的《新疆识略》等等，都在看。我也会大量阅读地方志的东西，比如我们南京的《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几乎南京所有的重要方志我都读过。至于文学作品，最近我在重温《儒林外史》，也在重温鲁迅的作品。

  《读品》：这些年，盗墓题材的小说一直很火，作为一位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你会读盗墓小说吗？

  贺云翱：在机场和车站，如果遇到书店，我会进去看一看。那里的商业小说很多，盗墓笔记一类的也有。我会翻一翻，但不会细看，兴趣不大。我对虚构的内容兴趣不大，就考古专业来说，现实远比虚构精彩。我更愿意去看《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一类的小说，它们虽然被归为小说，但你知道，那里面有唤醒人心的真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