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市场。随着旅行热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旅行图书被策划、引进。在这当中，有别于一般游记或攻略的“旅行文学”，以其独有的文学性，使旅途故事得以更为严肃而精致的呈现。在有文人游记传统的中国，旅行文学这一概念相对还比较陌生。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世界是个主题公园

  大家浮皮潦草地看一看

  毫无疑问，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大旅游时代。2016年中国人出境游人次为1.2亿；2017年，这一次数字被改写为1.22亿人次，连续数年超出其他任何国家。与此同时，纵横四海的中国游客也被定义为一群“只会旅游不会旅行的人”——他们装备昂贵的莱卡相机，却只会在景点前比起V的手势；他们7天游遍欧洲12国，只为每天在朋友圈刷满九宫格；他们出行人数之壮观，所到之处如蝗虫过境……

  平庸的旅游大众为精英们所耻笑。一位专栏作家刻薄地写道：“我看过太多甜腻的游记，把世界上众多著名的城市或旅游胜地描绘成美不胜收的地方，哪怕是一次平庸的旅行，也被渲染得格外浪漫。写作者透着一种傻乎乎的高兴劲儿。好像你现在生活的地方很不幸正是这世界最不值得生活的地方，而不管你跑到一个多无聊的异乡，你都会感到兴奋，他们将旅行说成是有益身心、提高情操、培养品位、开拓眼界的好行为。”

  可是，无论你是追寻文学人物的踪迹，还是到墓地玩深沉，亦或是装成熟门熟路的旅客对当地进行煞有其事的评论，都将落入固有而陈旧的叙事模式，毫无新意可言。正如大量复制的旅游线路一样，旅行文学同样被批量生产，各种各样的题材、各种各样的写法都有人试过了，比如说你要写威尼斯，已有千百万册威尼斯游记。

  大众文化、大众旅游的本质上就是一种符号阅读。这世界不过是个主题公园，大家转来转去，浮皮潦草地看一看。并不存在谁比谁更贵族、更高级。

  在现代交通技术被广泛使用之前，旅游是特权阶层的专属。

  在中国古代，游记通常是官员文人们寄情山水或流放贬谪的产物。明代著名驴友徐霞客虽无政府资助，却出身富庶的江阴世家。

  到了近代，中国人出境游并不是为了买LV，而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1903年，梁启超到美洲走了一圈，从此有了谈城市、谈政治、谈社会的《新大陆游记》；同一年，晚清奇女子单士厘跟随丈夫踏上漫长的欧亚之旅，终于发现了裹脚不是女人的义务，写成最早的中国女人出国游记《癸卯旅行记》。这一时期的游记，是中国的“社论”。

  国外亦是如此。以写“国际题材”成为美国文学史上里程碑的作家亨利·詹姆斯，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到欧洲旅行，与其上层阶级的家庭背景有关。伊迪丝·华顿之所以能够在女性流动性严重受限的时代往返大西洋两岸并出版大量欧洲游记，也是其豪门出身使然。这些上层社会

  出身的作家将欧洲之旅视为精英教育的必修课。时称“教育旅行”或“欧陆游学”。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交通技术提供的密集流动性达到史上空前。铁路公司、汽车制造商、旅馆和旅游业联合鼓励旅游消费，旅游客户扩大到中产阶级。这引起了文化精英的哀叹：大众旅游的兴起，导致了真正旅行的衰退。所谓真正的旅行是一种主动探索的个体行为，而大众旅游是附庸风雅的从众行为。

  当中国游客被讥讽为“成群的蝗虫”时，不必羞惭，因为这样的待遇美国人在20世纪之初已经享受过了。

  古典时代的旅行早已宣告终结。

  好的旅行文学

  总带有“反旅行”的意图

  提到旅行文学，很多人会想起古代的名人游记。但回到现代，旅行文学并非游记已是共识。毕竟，旅行是现代主义的标志之一。旅行文学是伴随着大众旅游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

  20世纪初期，美国作家集体奔赴欧洲，这次放纵的集体旅行被现代主义文学史执意塑造成一场悲壮的“自我流放”，其实与当时美国旅游业的兴起与发展同时同步。

  这些人中既有穷困潦倒的海明威，也有奢侈享受的菲兹杰拉德，还有非裔作家和同性恋作家。他们不仅身体力行地参与大众旅游，还以旅行文学的方式参与了大众旅游神话的建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如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菲兹杰拉德的《夜色温柔》、朱娜·巴恩斯的《夜林》都堪称旅行写作的经典。

  《太阳照常升起》被菲兹杰拉德称为“一段浪漫传奇，一本旅行指南”。如果把海明威在小说中对巴黎咖啡馆、街道等详细空间的定位与当时著名的巴黎旅行指南《打开盖子看巴黎》对照，会发现两者非常接近。虽然从技术上来说，他属于小说，但它以内在者身份将巴黎最热门的酒吧、咖啡馆、夜生活等做了详细介绍，继承了旅行指南的文学传统，发挥了旅行指南的功能。除去场景描写外，海明威、菲兹杰拉德等还塑造介于休闲旅游与审美追求之间的小说人物，穿梭于不同的地理和文化空间。

  二战以后，出生于遥远小岛的“海外印度人”奈保尔，开创了一种介乎纪实、传记与评论之间的旅行写作新模式，地域的广度也是前所未有，从亚洲、美洲一路写到非洲。他一次次踏访故乡印度进行寻根之旅，所见却是无处不在的贫困与丑陋，感受到的是震惊、愤怒、疏离、鄙夷与失落。2014年，82岁的奈保尔首度访华，他的非洲题材的重要作品《大河湾》在中国出版。

  奈保尔的门徒，后来与他决裂的美国人保罗·索鲁也是一位旅行爱好者，他的足迹比奈保尔更广。他总是冷眼旁观，下笔尖刻，对什么地方的人都非常不客气。在地中海环游记《赫丘力士之柱》中，他张口就讽刺了一群法国游客，称“这些处于西方文明中的人（观光客）跟猿猴差不多”，他最后的结论是整个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游客都很讨厌，“一般而言这些游客很冒犯人，本性欠佳，因此我开始旅游之初便发誓不要理会他们，就像我在澳洲旅游的时候不去理会当地的苍蝇一样”，开头20页就把整个地中海的人都得罪完了。2011年，黄山书社出版了《赫丘力士之柱》以及更有名的《老巴塔哥尼亚快车》，后者是索鲁从北美到南美的火车之旅。在那本《铁公鸡游中国》里，他发了一句著名的言论：“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十几年后，这句话被中国媒体反复引用和嘲弄，这对他算不错了，有的地方是激烈地仇恨他。索鲁被视作当今最好的旅行文学家，这是因为最好的旅行文学，通常总带有“反旅行”的意图。

  是心情轻松的旁观者

  是满心期待的异乡人

  换个视角来看，旅行文学其实是每个写作者必须操练的功课。

  杜威写了中日游记，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都写过中国游记，村上春树《远方的鼓声》游历地区在欧洲，毛姆《客厅里的绅士》是游历缅甸、掸邦、暹罗与印度支那的旅行记。阿城写了《威尼斯日记》，于坚写了《印度记》，陈丹青写了《无知的游历》。

  最近比较火的《东京一年》是明星作家蒋方舟在日本游学的经历，书中一些篇章结合日本文学作品对日本文化作了生动细致的描摹。

  诗人韩博最近出版的《涂鸦与圣像：异托邦城市简史》，路数与此接近，但别出心裁地以涂鸦艺术为入口，观察城市文化，是不失水准的文化考察手册。

  不过，这类写作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文学，因为缺乏必要的虚构成分。著名旅行作家陈丹燕曾下过这样的定义，旅行文学是一种特殊文体，特点在于虚实相间，“将旅途故事写成小说，应当尽可能保持真实性，但虚构必不可少”。

  按照这个标准，畅销旅行作家陶立夏的写作倒是更为贴合。在《岛屿来信》中，她用细腻的笔调，讲述自己在十几个世界小岛（岛国）上的经历、情感和思考。从自然风景的描绘到人文历史的探究，融入自己的所思所想，她以成熟地运用细腻的语言、表达出了其他人也许同样能够感受到、却不太容易表达出来的细腻情感。女性作家细腻的情感表达甚至打动了俞敏洪这样的大叔，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书评，“我甚至很想和陶立夏一起旅行一次，探讨旅行中生命的意义”。

  如今，旅行文学或许已不太可能承担启蒙的任务，那以文学的笔触写下旅程，以精致的文字书写异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许正如陶立夏所说，“虽然对别人的生活一无所知，但不用假装也无需深究。因为旅行的意义就在于，它允许我错误地理解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我都是无须承担的过客，是心情轻松的旁观者，是满心期待的异乡人。我们心安理得，满怀虚无缥缈的快乐和愁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