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的上海，汉奸头目在寓所的爆炸中身亡。为追捕刺客，日军封锁了公寓，展开一场封闭式的恐怖调查，饥饿和恐慌笼罩着所有住客。一个脑洞大开的小说家为了自救，将笔下的神秘女人作为诱饵一步步让日军信以为真，完成致命一击。小白的故事充满悬念与反转，重建了一个有别于张爱玲笔下的上海。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用心密谋的上海故事

  谈论IP的一般路径，往往是指小说的影视化，从《晚风》到《封锁》则是一个逆向过程，电影短片先行，由剧本发展而成为小说。

  2014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阚若涵开始构思毕业作品，按照导演系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个学生要回到家乡拍自己的电影短片。那年冬天，阚若涵遇到小白，一见面便问他关于上海的素材，小白一开始没什么反应，突然来了一句“我帮你写吧”。2015年2月，小白交给阚若涵四五页剧本大纲，阚若涵如此形容两人在《晚风》时期的合作：“小白老师给我写剧本的时候，我感觉跟他参与了一场非常用心的密谋，密谋一个剧本，密谋一个故事。”

  2016年8月，以《晚风》剧本为原型的中篇小说《封锁》在《上海文学》发表，时隔一年，故事的叙事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大量细节被不断填充到文本之中。崔欣作为《封锁》的责任编辑，分享了小白写作现场的细节：“金宇澄老师有一个比喻，小说就像一棵圣诞树一样，你可以不停地往上挂各种装饰，我给小白做责任编辑，我发现圣诞树再一次应验了。杂志从发稿到最后付印有不停校读的过程，小白在这个过程中还在不断校读，一直到最后一校的时候，他还在加东西，导致我的校样正面已经抄不下了，他的东西很有趣，可能不是很光辉主线的东西，会有一些小的细节包括鲍天啸和那个女人在吃什么东西，他们去什么饭店，印象特别深的是加了一个‘鱼唇’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小白的长篇小说《局点》《租界》，中篇小说《特工徐向璧》《封锁》都是以上海为背景，然而，对作者来说，写上海并非是由于对这座城市有特殊的情结，而是出于“方便”。他认为，“把上海写得很陌生是一个很有趣的动作。当然金宇澄老师的写法也是一种方法，虽然他写得很熟悉了，实际上那种体量出来之后又会觉得很陌生，因为体量也是一种因素；所以我觉得小说叙事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你也要把读者熟悉的东西写得陌生了，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故事，这个陌生感要有。我写上海了，但是我写上海实际跟上海不太一样。”李敬泽如此评价小白的作品：他在张爱玲和王安忆之后，重建了一个上海。

  读者与作者的“猫鼠游戏”

  影像给作者的创作增添了新的启发。小白认为，电影和小说的本质区别在于“电影像一个事件发生在你面前，是现在进行时，小说是过去完成时”。

  电影《晚风》以小说家鲍天啸的独白开场，戏剧冲突集中在特高课少佐辻政信对鲍天啸的问询，一个是听故事的人，一个是讲故事的人。到了小说《封锁》，讲故事的人变成第三个人，故事情节在一个新的叙事视角中展开，也让作品的风格从正剧转变为黑色喜剧。“同样一个故事，每个人有不同的讲法，实际上我的尝试是在阚若涵把这个故事很完美地呈现之后，我还能不能继续呈现，所以写了这部小说。”小白想把整个叙事再一次地扭转，小说尾声的反转意味深长，几乎足够推翻之前所有的推演与建构。

  《晚风》里出现了一个类似于《色，戒》里汤唯的侧影，而到了《封锁》里，这个女人是否真的存在成为一个悬念。在小白的另一篇中篇小说《特工徐向璧》里，也玩了类似的技巧。小白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写作、通过读者的阅读，与读者就此进行沟通：

  “无论读什么类型的书，我们惯性地会觉得，我是想从里面得到真的知识，但是实际上，作者的写作是在做一个假的东西。我们怎么通过阅读假的叙述从中找到真的东西？我觉得一个理想的读者是，读者和作者之间有一个‘猫鼠游戏’，我在设置一些东西，你来识破我。”

  对于支持有限的学生电影来说，这个女人的真假虚实在影像上很难处理，阚若涵想过诸多办法，不得不在资金与可行性中周旋与妥协。“这个女人的真假问题必须在室内场景里面得到解决。在这个问题上，小说和影像天差地别，小说可以又真又假，但是影像上没有办法表现。”

  从《租界》到《封锁》，小白花了很多精力做案头工作，虽然运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但小白一直想跟读者说：“你就相信那些档案了吗？”“我想让读者读完之后觉得原来这是假的，原来所有的年代都是假的。但是我不知道读者有没有顺着我的‘诡计’。”

  用故事杀人，用故事救人

  据悉，《封锁》近日收获《上海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文学评论家何平分析这部小说：“上海方言、爆炸案、密室审讯、抗日锄奸、小说家……这些元素无疑让《封锁》成为一篇极具可读性的小说，如果小说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那它只是一篇畅销的通俗读物，而不是能让人情灵摇荡的文学作品，好在《封锁》没让人失望。小说层层嵌套，最外层是传统的‘侦探小说’——保持小说的速度，设置悬念，这是作者与读者相互关联的世界；中间层是叙述者‘我’作为案件旁观者与记录者的行为与内心活动——这是关联各类人物，展现小说具体情境的世界；最里层是鲍天啸的小说世界——虚构的小说与现实的锄奸行为构成了暧昧的互文关系。纪实中夹杂着虚构，虚构的小说，虚构的女人，被‘生硬’地掺入纪实的叙事中，造成了叙述的延宕，也造成了陌生化的效果。作者并没有沉迷于玩弄文学技巧，对于人性的揭示一样深刻，结尾处‘那些人后来都受了勋，升了官’可以比肩《包法利夫人》的结尾‘他（奥梅）新近膺获了十字勋章’。最后说一句，鲍天啸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包天笑姓名的谐音，姑且算作者将‘互文’贯彻到底吧。”

  “用故事杀人，用故事救人。小白的上海有一种‘魔性’，上帝与撒旦在这座城市博弈。”李敬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