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写过一首诗名为《我工作的房间》。这个房间看起来并不大，四四方方的犹如半个骰子，有一张木桌、一把椅子，墙上有一幅农夫侧面肖像画，桌上还有一只茶壶。然后诗人的视角从内部转向了外部，透过不大的窗户“我望见几棵枯瘦的树/几丝云彩/几个总是/快乐而喧闹的儿童。”诗人将这个工作的房间称为“一台照相机的暗盒”，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因为我们知道老式相机中存储胶片的暗盒，就像一个等待灵感的爆发区，那些胶片等待着按动快门的一刹那，可以把外面的风景封存到胶片上，这个过程就如同诗人的构思和创作。

  这首诗是献给另外一位诺奖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描述的是诗人创作上漫长的等待期，其中的艰辛只有另外一位诗人才能体会到。如果你仔细观察这首诗就能发现，诗人生活在一个有窗的房间里，而他把这个房间比成相机的暗盒时，窗就连接到了外面的风景，而风景提供了创作的素材、灵感的来源。这其实也是我现在想到的一个话题：作家是不是需要生活在一个有窗的房间才能写作呢？

  对窗景有着情有独钟的艺术家马帝欧·佩里柯利也是在一次搬家的时候激发出灵感的。当他们打算搬走时，他突然意识到，这间位于纽约上西区公寓的窗景是如此迷人，他观看了七年，日复一日，窗外的楼宇错落有致，深深印在脑海里，成了他自身的一部分，他梦想着可以把窗外的景致一起打包带走。正是这次搬家经历激发他去从事一种行为艺术，2004年到2008年，他开始向全球五十多位作家发出邀约，让他们描绘创作时的窗景，画成一幅素描，并附上他们的一段文字。这个别致的创作实验，邀请到的每位作家都属于不同的城市，既有像帕慕克、戈迪默这样的诺奖作家，又有不为人知的小作家，其中唯一一位中国作家是西川，他们都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从他们的一窗之隔，看到的风景却大不相同，这些素描和文字相得益彰，最终辑录成书——《窗》。

  还是那个问题，作家创作需要有个窗户吗？窗似乎是一个非必要和非充分的条件，百年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还呼吁女作家写作需要的只是一个自己的房间，可以把女性从沉重的家务活动和照顾子女的劳作中解放出来，给她们一个清静之地就可以进行写作。这个愿望可谓卑微，至今很多女作家仍然得不到满足。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在短文中说，小说家不需要有窗景的房间。她还举了两位好友作家：瑟罗特在实施种族隔离期间，在单独监禁的牢房里写诗；奥兹在家里几分像地窖的地方，写出启迪人心的小说，所以，我们不需要风景；因为我们全然沉浸在小说人物的所见与所思之中。

  窗景对一个作家而言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分神呢？一扇窗的存在把作家分成两种：一种就是戈迪默那样的作家，刻意避开窗景，还有一种像帕慕克这样的作家，尽可能地饱览窗外的景色，把一扇窗看作观察外面世界的一种视角，一种联系外在世界的窗口，一种佐证作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存在和证据。所以，当有人问他：工作室窗外有这么美妙的风景，你不会分神吗？他回答说，当他写作时，他灵魂的某部分总是徜徉在窗外，随海鸥翱翔，跟着船只出海，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确认这世界总在哪里，始终迷人有趣，永远挑战着去写它、描述它。

  窗户对一个作家而言似乎是一种奢侈品，因为首先意味着你有了一间（幢）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才能在其中合理安置自己的肉体、灵魂和书架。当你终于可以选择一个有窗的房间，或者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时，你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由。

  以前读法国作家热拉尔·马瑟的随笔，他说，写作只需要三件东西：一个好天气、一张结实的桌子、一把舒服的椅子。看似简单，其实这种简单的自由佐证了一种写作的艰辛——就如同百年之前的呐喊，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而一扇窗，对作家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就是窗外的世界有多大，你的写作就该有多大。

  ■试读

  被告人宫本天道傲然端坐，刻板却不失优雅。他的手掌轻柔地搁在被告席的桌面上——在一场对他的审判中，这是他所能保持的最为超脱的姿态了。后来，旁听席上的一些人认为他的寂默意味着对整个庭审过程的蔑视，另一些人则坚持他是为了掩盖对即将做出的宣判的恐惧。但不管是为什么，天道都面无表情，连眼神的闪烁都不曾有。他身着白色衬衫，扣子直扣到脖颈处，灰色裤子熨烫平整。

  ——《雪落香杉树》 [美] 戴维·伽特森 作家出版社

  历史再向前推移，就可以看到剧作家、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了。在1969～2013年这44年的时间里，伍迪·艾伦编写并导演了44部电影，获得23项奥斯卡奖提名——对于电影艺术作品而言，这个比例高得惊人。在这段时间里，艾伦一直没有电脑，所有的写作都不受电子设备的干扰，而是在一台德国奥林匹亚SM3型号的手动打字机上完成。此外，和艾伦一样拒绝使用电脑的还有理论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他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下工作，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出后，记者都找不到他。

  ——《深度工作》〔美〕卡尔·纽波特 江西人民出版社

  这时鲍威斯·哈柏古进了饭馆，他是个模样平常的中西部盎格鲁-撒克逊后裔，身着一套廉价的商务套装，衣领上别着一枚工会徽章，他兴高采烈。他跟我父亲不是很熟，跟亚力克斯叔叔却很熟。他为迟到道了歉。那天上午他上了法庭，为几个月前一次罢工时发生的殴打作证。他本人与殴打没有关系。他那一身是胆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如今不再与人殴斗，也不再遭人痛打或被关在牢里了。

  ——《囚鸟》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