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
亚力克斯叔叔和我坐在斯特格梅耶酒店，要了啤酒，等待父亲和哈柏古的驾临。他们说好分开来的，因为要是他们一起来，路上肯定没什么话可说。那时父亲已对政治啦、历史啦、经济啦等完全失去了兴趣。他常说，空谈太多。对他来说，感觉比观点更有意义——特别是手指触摸自然物体的感觉。二十年后他临死时还说，他后悔没有当陶工，那样就可以一天到晚揉泥块。
对我来说，这很伤心——因为他受过良好教育。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把聪明才智随便扔掉，就像一个仓皇退却的兵一路上把步枪和背包都扔掉一样。别人却觉得这很好。他在本市是个极受敬重的人。他的双手极巧，待人也总是彬彬有礼，没有心眼。在他看来，手艺人个个都是圣人，不论那些人实际上是多么卑鄙或愚蠢。
附带说一句，亚力克斯叔叔的手什么也干不来，我的母亲也是。她连一顿早饭也不会烧，一颗纽扣也不会钉。
鲍威斯·哈柏古能挖煤矿。那就是他从哈佛毕业以后干的事。别的同学都到家族企业或者交易所、银行等地方去工作，他却去挖煤。他认为要做劳动人民的真心朋友，本人就得是个工人——而且还应该是个好工人。
因此我不得不说，当我开始了解我父亲的时候，在我自己算得上成人的时候，我父亲却开始做一个从生活中全面退却的好人。我母亲早已投降认输，从我们家的组织表上消失了。失败的氛围就这样一直伴随着我。因此，我对像鲍威斯·哈柏古那样勇敢的老战士一直心怀崇敬；还有别的一些人，他们仍然渴望了解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他们对于怎样从失败的利爪下夺取胜利仍有很多的主意和办法——“如果我要活下去，”我这么想，“我最好以他们为榜样。”
我有一次曾经想写一本关于我父亲同我在天堂团圆的小说。实际上，本书的初稿就是那么开始的。我希望在小说里成为他的真正好朋友。但结果是小说写得很不顺手，写我们熟悉的真人的小说常常是那样。在天堂里，你愿意多大就多大，只要你在地球上到过那年龄。比如，标准石油公司创业者约翰·D·洛克菲勒在天堂里只要不出他实际在世年龄九十八岁，自己愿意要多大就多大。古埃及国王图特在天堂里只要不出他实际在世年龄十九岁，自己愿意多大就多大。别人也是这样。作为小说的作者，我感到很泄气，因为我父亲在天堂里选择只要九岁那么大。
我自己选了四十四岁——外表令人敬重，对异性仍有相当吸引力。我见到父亲时不禁感到又难堪又生气。他就和一个九岁孩子那样像只小猴子，眼珠骨碌碌地转个不停，双手乱动。他有用不完的铅笔和拍纸簿，老是跟在我的后面，什么都画，画完了就死乞白赖地要我说好。不是老相识的人有时问我，这个陌生的小孩子是谁，我不得不据实回答：“这是我的父亲。”因为在天堂里是说不得谎话的。
大孩子喜欢欺侮他，因为他不像别的孩子，他不喜欢说孩子气的话，玩孩子玩的游戏。大孩子常常追赶他，把他捉住，把他的裤子、裤衩剥下来扔到地狱口里。地狱口看上去像口许愿井，不过没有水桶、绞车。
我父亲每次被人剥掉裤衩，就跑来找我，脸上气得发紫。
我向我母亲告状，可是我母亲说她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因为她只有十六岁。我又甩不掉他，只能叱骂他几声：“瞧在老天爷的份上，父亲，请您快点长大好不好？”
事情就是这样。这部小说一定会令人非常不愉快，因此我就搁笔不写它了。
现在是1945年7月，父亲走进了斯特格梅耶酒店，仍旧生气勃勃。他当时的年龄大概与我现在相仿，是个对再婚续弦毫无兴趣，对找一个不论哪样的情人都无明显愿望的鳏夫。他留着一撮大胡子，就像我现在留的那样。当时我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
当时一场可怕的苦难——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崩溃，继之以一场全球性的大战——正快要结束。到处都有战士开始复员回家。你可能以为父亲会对这件事，会对正在诞生的新纪元发表意见，哪怕是十分随便一带而过的意见，但是他没有。
那天中午与鲍威斯·哈柏古一起吃完中饭，在回家的路上，我亲爱的父亲在车上久久沉默，一言不发。我们都搭我父亲的普利茅斯轿车，由他开车。大约十五年后，他因开车闯红灯被拘。那时发现他已经二十年没有驾驶执照了——这就是说，我们同鲍威斯·哈柏古一起吃中饭的那一天，他也没有驾驶执照。
他的房子在乡下比较远的地方。我们开到市郊时，他说我们要是运气好的话会看到一条奇怪的狗。他说那是一条德国牧羊犬 ，因为经常被汽车撞，已经站不起来了。但是那条狗一见到汽车仍要蹒跚地出来追赶，目无惧色，怒气冲天。
但是那天那条狗没有露面。不过的确有这条狗，我后来独自开车经过时看到过。它趴在公路边上，准备用牙齿狠狠地咬我前面右轮的车胎。它冲刺的模样叫人可怜。它的后半截身子几乎已动弹不得了，只能用两条前腿所剩余的力气拖着，仿佛拖的是一只乘船箱。
那是原子弹被丢在广岛的那一天。
可靠的机器
1894年10月，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当时最大的一位老板，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创建人丹尼尔·麦康，通过工头通知他厂里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得减少百分之十。当时没有工会。麦康本人是苏格兰爱丁堡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自学成才成为一名小机械工程师，饱经风霜，头脑聪明。
他一半的劳动力，大约一千人，在一个有演讲天赋的普通翻砂工人科林·杰维斯的领导下离开了工厂，迫使工厂关了门。就是原来的工资不减，他们也几乎无法靠那点钱养家糊口。他们全都是白人，大多数是在当地长大的。
那天连老天爷也在表示同情。天空和伊利湖水天一色，都是铅一样的死灰色。
罢工工人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家去，他们住的小屋就在工厂附近。其中许多都是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的产业，他们街面儿上的杂货铺也是公司开的。
在这些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去的人中间，混着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出高价秘密收买的间谍和坐探，他们也装作像别人那样怨愤、颓唐。那家侦探事务所现在还在营业，生意兴隆，是归拉姆杰克集团完全控制的一家子公司。
丹尼尔·麦康有两个儿子，小的叫亚
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当时二十二岁，大的叫约翰·麦康，二十五岁。亚历山大该年五月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成绩平庸。他性格软弱，害羞怕生，说话口吃。大儿子约翰是公司的继承人，在麻省理工学院上一年级时就因成绩不及格而退了学，后来一直是他父亲最信任的得力助手。
工人们不论是参加罢工的还是不参加罢工的都一致痛恨他们父子两人，但是又承认他们两人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懂铸炼钢铁。至于小儿子亚历山大，他们觉得他女孩子气，又蠢又胆小，不敢走近鼓风炉、锻炉、落锤等最危险的地方。工人们有时见到他就挥挥手帕，跟这个无用的男人打招呼。
多年以后瓦尔特·F·斯代布克问亚历山大，他在哈佛毕业以后为什么到这样一个不友好的环境中去工作，特别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并没有坚持让他非去不可，亚历山大结结巴巴地迸出了一个回答，把他的话整理一下就是：“我当时相信有钱的人应该对他财富聚攒的地方有一点了解。不过，我那时真是幼稚。大笔的财产就应该不加怀疑地接受，或者一点也不要。”
至于在他干劲十足的父亲和哥哥面前，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多说什么话的。他的沉默暗中掩盖着一个日益使他高兴的秘密：他终于像他们一样精通了业务。在他们宣布一个决定之前，他总能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天晓得，他也成了一个实业家和工程师了，只是别人还不知道而已。
十月里发生罢工的时候，他就能够猜到许多应该做的事情，尽管他以前没有碰到过罢工事件。哈佛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他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无法使工厂复工。但是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却能够，警察也能够，也许国民警卫队也能够。在他父亲和哥哥还没有把这话说出口之前，亚历山大就知道全国其他地方不讲工资多少什么活儿都愿意干的穷哥儿们多的是。他父亲和哥哥把这话说了以后，他就又学会了一点生意经：有一些公司常常伪装成工会，暗地里其实做的完全是招揽这种工人的生意。
到十一月底，厂里的烟囱又冒烟了。罢工的工人没有钱付房租、买吃的和烧的。他们的姓名早已被人通知方圆三百英里以内的每家大工厂，让他们知道这些人尽是捣乱分子。他们名义上的领袖科林·杰维斯被关进了监牢，被控“谋杀”——当然是被陷害的——正在等候审判。
十二月十五日，科林·杰维斯的老婆，大家都叫她“大妈”的，带领二十个其他罢工工人的老婆组成一个代表团到工厂大门口，求见丹尼尔·麦康。丹尼尔·麦康写了一张条子，叫亚历山大下来见她们，亚历山大居然一点儿也没有口吃，向她们大声宣读了这张纸条。里面说丹尼尔·麦康太忙，没有工夫见不再同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有关系的外人。还说她们弄错了，公司不是个慈善团体。她们要求救济，可以到自己的教堂或警察局派出所去，他们会给她们一份适当的慈善团体名单的。但是前提是，她们的确需要救济，而且自己也认为值得被救济。
杰维斯大妈对亚历山大说，她要他带回去的口信很简单：罢工工人愿意不讲条件回去工作。他们大多数人如今已被房东撵了出来，没有栖身的地方了。
“我很抱歉，”亚历山大说，“我能为你们做的只是再读一遍我父亲的字条，当然如果你们希望我这么做的话。”
亚历山大·麦康许多年后说，当时这次对垒，他一点也不犯愁。相反，他还很高兴，因为自己居然是这样一部可靠的“……机、机、机器”。
联邦最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里，颓唐的小老头儿瓦尔特·斯代布克正在等待领他出狱的狱卒。
在他过去的人生中，他曾是斯拉夫移民的儿子，哈佛大学毕业生，前共产党党员，前联邦政府官员，“水门事件”的涉案者……不久他还将获得一个新的身份，神秘的……
本书将文学创作的虚构、想象与真实的历史事件融合在一起，让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同台上演了一出“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精彩大戏。
作者擅长将故事里的时空不断转换，这些非连续性的片段反而比用连续性叙事写作的方法更有效，更为巧妙地搭建起故事的整体架构，勾勒出时代之恢宏。冯内古特把对这个社会的反思、对时代的叹息都隐藏在片段化的叙述和荒诞不经的情节之中。本书被翻译成15种语言，畅销30多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