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点中医常识的人，都知道车前子是一味药。但有“治病救人”想法的，那是鲁迅，不是车前子。“车前子”这三个字，合乎他的视觉习惯，简洁之中有变化，也很丰富。可是对于苏州而言，车前子确实是一服药，还是一服猛药。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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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苏州人，但我一点也不喜欢苏州。”坐在苏州老书虫酒吧里，大口呷着啤酒的车前子说。

  可“对苏州未必有多少感情”的他，却给苏州写了几百万字：《好花好天》《明月前身》《偏看见》《云头花朵》《江南话本》《手艺的黄昏》……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这种“不喜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肯定不是从一开始。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可是一等一的姑苏繁华地——

  “我家离河边很近，要走到对岸大公园和酱油店，会过两座桥，一座为‘言桥’。长久以来，我一直想用‘言桥’命名我的一本诗集，但总觉得机缘未到。而连接言桥有条小巷，窄而明净，只在两头安排路灯，松木的电线杆烈日底下爆炒郁郁之香，梅雨季节电线杆上的青苔似乎可以爬进灯泡。这条小巷，居然叫诗巷。记得我少年时期的一些诗歌，就是我在诗巷和言桥游玩，突然有了灵感，腹稿初成；在外面拿出纸笔会觉得不好意思，就匆忙回家，悄悄写下。”

  一个有言桥和诗巷的地方，即便不是世间最美，恐怕也差不到哪里去。但如今这座桥和这条巷子早已没了，连地名都荡然无存。城市化抹平了一切。

  所以当很多人都在说“乡愁”时，车前子却说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人”，因为城市化已经消解了故乡。

  对他而言，所有要进入的生活都是喜欢的。他在北京生活，从来没有过北漂的感觉。“上次做北漂诗选，我开了个玩笑，北京水这么少，怎么可以漂起来？‘漂’改成‘飘’还有可能，那么干燥，风又那么大。但我在北方没有飘起来的感觉。”

  他觉得很多人的乡愁与肠胃有关，而他热爱所有的食物，因此没有异乡感。“在北京就应该吃北京的东西，如果在北京吃松鼠鳜鱼或者在苏州吃炸酱面，那才奇怪。”

  说来说去，车前子总是在努力撕掉身上的苏州标签，但显得徒劳无功。人们还是称他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苏州文人”，骨骼清奇、诗文书画俱佳，让人遥想历史上的“明四家”。即使久不居苏州，苏州书店也随处可见他的书。去年新出的一套散文集《苏州慢》《味言道》《茶墨相》《懒糊窗》，几乎是在给苏州立传，很隆重地摆在诚品书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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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颖戏称车前子是“江南文化的一个尤物”，如果江南申请文化遗产保护的话，应该将他保护起来。对此，他只能以自嘲来回应：“朱文颖有想象力，她是一个小说家。我觉得我是一个被南方炒掉的鱿鱼吧。”

  一晃车前子去北京已经快二十年了，苏州的车前子已经成了京城的车前子。现在，他的诗歌、散文、人文画在帝都的海洋里游弋着。选择在这个湿热难耐的夏天回苏州，是因为他的新诗集《新骑手与马》在江苏文艺社出了，还有一个画展要在苏州举办。

  谁都不知道这个对苏州文化了解最深刻、也最热爱的人，当初是为什么要离开苏州。他的小说家朋友将他的出走解读为“被放逐”，颇带着一丝戏剧化的悲情色彩。车前子不置可否，“又不是俄罗斯，又没有沙皇，谁放逐我呀。”

  还有一说是“为了爱情”。车前子的第一本散文集《明月前身》出版后，引出一段姻缘，该书责编林金荣成了他的夫人，他也由此来北京定居。车前子并不否认，“我们总是被爱情改变。爱情把人类都改变了不是吗？”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离开苏州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寻求。“北上京师，除了谋生，更是求活，以求大一点的文化空间，文化空间大了，个人才好找活路。谋生像是物质保证，求活像是精神需要。精神需要往往是从地理上的逃脱开始。”他写清代诗人黄景仁的这番话，可以视作是一种自况。

  人在北京，写的还是苏州：“我已难以和苏州达成和解”，“一回苏州，我就忍不住为周围的人事生气”，“杜牧之的江南，范石湖的苏州，在前三十年还依稀可见，在近十年被破坏得比任何时期都要厉害”……最后的落脚是自负又愤懑的一句：“赔我一个苏州。”

  文字桀骜得上了天，骨子里还是个细致妥帖的苏州男人，接触下来，可以感受到他的温暖。比如他会关心从南京来苏州的记者住在哪里，需不需要他来定个酒店之类。他是专门写过苏州男人的，“嫁给苏州男人，等于嫁了四个人，你嫁了一个苏州男人，你还嫁了一个饭店老板、一个饭店厨师和一个饭店服务员。”他这些年在北京，也不遗余力地向北方姑娘推销苏州男人，算是为苏州地方文化宣传做了点贡献。

  他说，苏州男人这种天然的平等意识跟苏州的城市特性有关，因为“它是一个手艺城市，不是力气活，男女介入的劳动差不多对半分，女人甚至比男人干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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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骨嶙峋、拄着双拐的车前子，面目非常清晰，却让企图对他进行概括和定位者感到无所适从。他是当今文化艺术界一个无法归类的存在。

  他的声名最早来自诗歌，后来又写散文，写成了当代独树一帜的文体大家。他还画点水墨画，练练书法。

  “自古吴门多才子。沈石田、唐伯虎、祝枝山们个个才情了得！与姑苏古代才子们相比，车前子更像是被虎丘塔关了五百年，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妖精。” 这是画家吴冠南的看法。

  对于传统，车前子可以说烂熟于心。他甚至能凭借几个笔触一根线条看出黄宾虹作品的真伪。同时，他对西方现代派油画，其了解之广理解之深，实非多见。他的艺术随笔《西来花选》，作家荆歌看了，拍坏了几张桌子。“他貌似一个前卫、西化的现代派艺术家，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却饱含着我们的传统：古典、儒雅、思辨、精确、游戏、暧昧。反过来讲，他在尽情旋转文化传统的魔方时，身后却始终拖着一条现代的影子。”可以说，他集最传统与最现代于一身。

  可车前子没把自己看得那么高。“文人在这个世道上有什么可担当的，有什么地位呢？我们现在总是夸大民国文人的地位，文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而已，有能力写好一首诗就写一首诗，画好一张画就画一张画。真是一点用都没有的，都被夸大了。”听起来不太提气，却虔诚。

  对话

  诗歌是我的卧室

  读品：您总说不喜欢苏州，可又让人觉得苏州虽然在您眼里很糟糕，却又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

  车前子：苏州人是很自立的，很骄傲的。对人有礼貌、有底线，不会去做过分的、伤害人的事情。这跟苏州的城市特性有关，明清以来，它就是一个手工业城市，有门手艺就能活得很好，不需要去算计人，不需要靠天吃饭；一旦靠天吃饭，人的心态是有问题的。靠手艺吃饭，苏州如果继续这么走下去，就是中国的一个理想社会。但苏州人有个弱点，苏州人是保守的，手艺的一个特点，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也就说持有秘法与窍门，而秘法与窍门对手艺人而言，总要保密的，不传外人的。不传，以致失传。

  读品：您的文字给人感觉很傲慢，但您本人却很谦和，您的文字和为人形成了一种反差。

  车前子：每个人都是应该如此，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种礼让。我的诗歌中常常会出现一个字“礼”，见到老师鞠个躬，见到女士请她先走，如果变成一种日常仪式的话，会比那些空泛的道德教育更实际，会改变一些东西。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失礼几十年了。

  读品：听上去您是一个传统的人，但您的诗歌却很现代、很先锋。

  车前子：人是整体的，有自身的丰富性，就像房子一样有很多房间、具有不同的功能，一个人身上也有很多功能，我这个功能是有礼的，那个功能是无礼的、非礼的。把自己想成一间房子就可以了。我的客厅很传统，卧室很现代。诗歌就是我的卧室、是反广场的。我希望我的诗歌在卧室里流传。诗歌具有某种私密性和不可见人的东西。

  读品：诗人、散文家、画家，这几个身份中您最看重哪个？

  车前子：我当然把诗歌看得最重，我对艺术是有偏见的，这种偏见来自于一个诗人的偏见。诗歌是要对语言作出贡献的文字，要在语言中注入新的东西。我觉得好的诗人应该给他的母语带来一种激活的力量。它不是成语、不是循规蹈距，诗人对母语是叛逆中的一种热爱。所以我对诗人总有一份敬意，这种敬意让我超过了对小说家、散文家或艺术家的敬意。

  读品：那散文呢？

  车前子：散文对我来讲是种回忆。是做一本影集，我们童年的留影。散文是让我走回去的，面对诗歌我想飞。散文可以操作，有道路可循，诗歌是没有道路的，是朝向未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