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摘得雨果奖之前，刘慈欣在国内就拥有了众多拥趸，尤其是备受互联网大佬追捧这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5年获奖后，《三体》更是洛阳纸贵，刘也走上了神坛。中国科幻文学忽然一下子，看上去很美。

  国内电商圈有一种说法，要上道，初期靠爆款，后期靠供应链。假若在中国科幻身上做个类比，目前“爆款”确实有了，但是，说成体系还言之过早。按照刘慈欣自己的说法，美国科幻作家协会注册的作家有3000多人，活跃的科幻作家有近2000人，而中国经常发表作品的科幻作家大概也就二三十人，这个短板不是短期内能够突破的。西方科幻文学史已经有两百多年，中国是几十年，几本“流量”作品并不会一下子改变中国科幻文学在国际上的江湖地位。

  现代快报记者 陈健松

  一件舶来品在中国兜兜转转

  科幻文学对中国来说，是一件不折不扣的舶来品，虽然中国文学一直以来不缺幻想的传统。

  比如《列子·汤问》里有一篇《偃师》，里面讲到一位工匠能制造出精妙人偶，这个人偶很不一般，不仅能歌善舞、甚至有思想感情，这个故事其实已经非常接近现今“科幻”的概念。再看一本清代的《镜花缘》，主人公路经30多个国家，见识各种奇人异事、奇风异俗，就很有同时期《格利佛游记》的色彩。在更多志怪读物、历史神话里，我们都能看到各种关于飞行器、机器人、移植术、永生药的玄幻描述。

  然而，如果严苛一点来看，它们仍然只属于幻想范畴，离科幻还有距离。幻想小说虽然也试着去架构一个虚拟世界，但是本质上还是一种猎奇，缺乏合理性依据。而科幻，其实是“带着镣铐跳舞”的，虽然科幻文本给人天马行空之感，但它必须有“科学性”约束，得有一个“科”字来形成自洽。

  说到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发展，两位国民作家也意外地参与了其中。其一是鲁迅，他是第一拨参与尝试引入科幻文学的翻译者之一，1903年就说过，“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科学小说始”；另一位是老舍，他所著的《猫城记》是中国第一部火星探险题材的科幻小说，老舍之后也再无文学大师写作科幻。

  1904年，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1939年，顾均正的《在北极底下》是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集。但这些零零散散的作品并没有给中国科幻形成气候。

  被认为是新中国科幻之父的郑文光，1954年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引起了一小段科幻小说热潮。童恩正写著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除了是中国最高级文学刊物发表的第一篇科幻小说外，同时也被拍摄成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而那段时期要说成就最高的，还是叶永烈，他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虽然只有七万字，但是在1978年一出版，发行就达到了160 万册，这个数字在当时很惊人。

  但是当时的科幻文本始终面临着一个尴尬，那就是它一直受到某种“功利主义”的影响，“科普功能”显得过于重要。叶永烈也说过，“在初创期，科学幻想小说在中国文学界是没有地位的。它只是作为儿童文学中一个很弱小的品种而存在”。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两件事让中国科幻又蓄积了一些动能。一件是四川成都的《科幻世界》杂志改版，定位为面向中学生的刊物；另一件事是，这本杂志将世界科幻大会引到了中国成都举办。新一代科幻作者，也经由这个平台，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刘慈欣、何夕、吴岩、星河、王晋康、韩松等“第三代”科幻小说家开始探索更丰富的中国科幻类型。

  玄幻小说的挤出效应

  在英文版《三体》里，刘慈欣写了一段自序：“中国科幻小说的市场让人感到彷徨和焦虑，科幻小说作为类型小说的一种却长期被边缘化，导致它的读者群还很是小众。”

  确实如此，因为如果只是纵向看，中国科幻文学已经在过去两年连续两届摘得雨果奖，这个成绩其实已经超越了以郑文光、叶永烈为代表的黄金一代，但那只是和“自己”比。横向与其他国内文学类型参照来看，只能说科幻文学依然很边缘。以数字说话，来看出版界的码洋，会发现科幻相关出版物的占比很少。

  科幻在国内还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竞争对手——玄幻小说。

  玄幻小说某种程度上说，其实接过了中国过去志怪小说的衣钵，但是网络平台的迅速发展，让中国的奇幻叙事水平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很多国内的玄幻小说，完全无视社会的常规和理性化的秩序，彻底打碎了逻辑和历史，把所有精力放在了塑造猎奇故事中去，这种玄幻的“架空”，无论把它放在穿越、仙侠、修真、无限流等流派中都成立，故事离奇好看是唯一的标准。网络玄幻作家血红就透露过，自己一个小时能写8000字，让读者得到满足是最大的目标。

  虽然业界都觉得玄幻小说在专业性上根本无法与科幻文本相比，但是玄幻小说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对科幻来说是碾压式的。这几年，无论是《悟空传》《鬼吹灯》《盗墓笔记》的影视改编，还是《诛仙》的网游呈现，都能看到玄幻小说明显的更受追捧。而反观科幻，虽然《三体》也被立项要拍成电影，但整体看，科幻显然要弱势很多，真的要提起有印象点的中国科幻电影，可能还是要回到上世纪《珊瑚岛上的死光》时期。

  面对玄幻的挑战，科幻圈其实也有点自乱阵脚。前《科幻世界》主编阿来就表达过对现状的看法，他觉得目前很多作者和读者的科学素养都不高，也没有现实的验证，读者读科幻小说，不是

  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就是纯粹消闲，某几本书的突然走红，对中国的科幻类型文学的整体发展没有太大的作用。

  摘得过雨果奖和星云奖的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为了吸引普通读者来阅读，科幻作者们加入了很多很现实主义的东西，很多人放弃了“坎贝尔科幻原教旨主义”。

  科幻文本需要有真正的思想吗

  差不多从2012年起，突然间《三体》火了。当年“科幻界四大天王”（刘慈欣、何夕、王晋康、韩松）一说不再有人提起，刘慈欣的分量几何形往上走，一下成了中国科幻的代名词。因为有了《三体》，中国科幻历史的描绘也变得更简单——《三体》是节点，之前，就是前三体时期，往后，就是后三体时代。

  互联网大佬们言必称《三体》，成了过去几年一个有趣的现象。马化腾去参加论坛活动被问起在看什么书，答案是《三体》；雷军在集团战略会上分享读书体会，书目是《三体》；柳传志、李彦宏也分别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三体》的喜爱，最好玩的是周鸿祎，作为“死忠粉”的他给自己争取了一个出演电影版《三体》角色的机会。

  与此同时，《三体》中不少的技术术语成了流行词。“黑暗森林法则”、“降维攻击”等被引入到管理学、博弈论、市场竞争法则这样的领域，成为了某种思想和哲学，虽然大多数时刻它们被偷换概念或断章取义。互联网圈追捧《三体》这事其实也不奇怪，身处风口、又以颠覆传统者自居互联网圈，需要有理论加持，《三体》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圈就对科幻文学有了多大兴趣，它们需要的只是一种能“为我所用”的消费，这种消费就像互联网本身那样会很快迭代，至于消费标的物是刘慈欣的《三体》，还是凯文·凯利的《失控》，抑或是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那其实并不重要。

  虽然《三体》在国际上获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也很快暴露出中国科幻一直在刻意回避的一些问题。首先，雨果奖本身也是一个对于主流影响非常有限的奖项，它的受众也只是局限在类型文学粉丝里。其次，2017年8月，《三体Ⅲ》铩羽而归，也让人开始换个角度看中国科幻。就像刘宇昆所说的那样——至少在美国，对中国科幻的主流解读方式往往是具有政治意味的。这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猎奇，郝景芳的短篇获奖，以及《三体Ⅲ》的失宠都或多或少有着这层意味在里面。

  与西方向比，中国科幻整体上还是薄弱的，读西方科幻，里面不只是有架空故事，更有罗素悖论、反证法、图灵测试、机器人三原则、薛定谔的猫、克拉克基本定律，这些都需要几代人的积累。中国科幻，题材上需要更多的架空世界、赛博朋克、太空歌剧，关注点上需要更多的写人性的、科技的、命运的、乌托邦的、反乌托邦的尝试，更重要的是，思考怎样烙上自己的思想钢印。

  当然，也并不是说所有作品都要一味追求“思想”，《上帝掷骰子吗》的作者曹天元就说了个例子。他举例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严格来讲，影片中诸如“原力”之类的概念压根就没有科学依据，它只不过包了一层科幻的皮，但它就是成了几十年来美国流行文化的标志，这种意义也很重大。小众的东西需要机缘变得更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