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写作圈像创投圈那样有风口一说，那么，“非虚构”就是写作圈里的“共享经济”。区别是，创投圈迭代更快，昨天O2O、今天共享车、明天就人工智能了，而“非虚构”在国内写作圈则已经火了好些年，一直很烫手。

  “非虚构”并不是一个新东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新闻界掀起一股“新新闻主义”思潮，特点是将文学手法融入到新闻报道之中，1966年，其中的代表人物杜鲁门·卡波特发表作品《冷血》，第一次用到了“非虚构”一词。而在国内，虽然广义上早已有了站在“虚构”对立面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品，但是真正拿“非虚构”这一概念说事，还是新千年以后的事。从《南方周末》的“特稿”，到《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专栏，“非虚构”逐渐由滥觞变成了一股潮流。

  眼下，非虚构依然足够时髦，还有更多写作者在尝试入局，文学介入报道，试图用一种“故事杠杆”的方式来撬动时代思考，这是一招“四两拨千斤”，确实很有诱惑性，所以它的流行并不让人意外。

  现代快报记者 陈健松

  内容创业风口下的非虚构

  可以说，非虚构的旗手，很大程度上是媒体与记者。

  回顾美国的新新闻主义浪潮，《纽约客》《乡村之声》和《老爷》等刊物一开始就是发声载体，诺曼·梅勒、汤姆·沃尔夫、杜鲁门·卡波特、亨特·汤普森等标杆人物也都是记者出身。美国媒体与记者，引领了这股浪潮。

  某种程度上，中国也是。《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等报刊媒体很早就开始尝试“特稿”写作，在这些报道里，文学语言、细节、场景、心理描写等显得极为重要，传统新闻写作被迭代，国内也涌现了一大批擅长此类写作的知名记者。

  其中，李海鹏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位，他个人的发展路径也始终与非虚构有着强联系。在《南方周末》时期，李海鹏的特稿写作就很有建树，2003年的成名作《举重冠军之死》，通过还原一位举重冠军退役后一天的落魄生活，反思了体育举国体制，刊出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李海鹏的文本创新也受到了业界好评。从《南方周末》离开后，李海鹏陆续加入《GQ》《人物》《时尚先生》等杂志，同时也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战略层面，推出了不少话题之作。比如，2016年年初，《时尚先生》在公众号里发布的一篇《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在经历朋友圈刷屏之后，乐视以近百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其版权，准备改编成一部暂定名叫《公海》的电影。

  这一消息让非虚构写作再一次走上风口浪尖，因为大家开始认识到了非虚构变现的可能性。紧接着，《时尚先生》特稿部的另一篇《黑帮教父最后的敌人》，也将影视改编权高价卖了出去，求购者是台湾导演陈昊义及其公司。按照李海鹏的说法，这件事情的价值是从0到1，之前这个市场并不存在。而李海鹏本人，也在2016年7月加入韩寒的亭东文化担任首席内容官CCO，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突破非虚构的维度，让好故事产生更多价值。

  李海鹏是一个缩影，背后是这几年“内容创业”风口下浩浩荡荡的非虚构追捧者。同样是《南方周末》记者出身的关军，在网易做了一个非虚构平台叫“人间”，界面孵化了非虚构写作小组“正午”，腾讯的非虚构平台叫“谷雨”……“本故事纯属非虚构”，一夜之间成了很多写作者的一种标榜。

  异国书写者的中国文本

  2010年，《人民文学》推出“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同时，在刊物里设置了非虚构专栏，此中收录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李娟的《羊道·牧场》、萧相风的《词典：南

  方工业生活》等长篇非虚构作品都颇有口碑。但有趣的地方在于，真正让非虚构作品走上舆论热点的，是一些外国人。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如果要在中国谈非虚构，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的“中国三部曲”选取了一张张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切片，以一个旁观者加介入者的角度，记录了个人游荡的细节故事，尤其《江城》和《寻路中国》都是当年的畅销书。1996年，何伟来到中国，呆了三年，1999年准备回到美国试图找新闻方面的工作，但是向十几家报纸杂志递交的简历全被拒了。所以他决定返回北京，试着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欧逸文，是《纽约客》杂志第二代驻华记者，也是何伟的接替者。经历了完整科班训练的欧逸文，在中国非虚构圈子里很受推崇。他会写贾樟柯、韩寒、胡舒立，也会写一个普通中国青年的日常生活，他花上几个月贴着一个人采访的工作方式让很多中国记者觉得很“高级”。《GQ》杂志主笔何瑫就专门撰文分析过欧逸文的文本，以欧写贾樟柯的《全景镜头》一文来讲，实质上，欧将贾从童年起的经历讲到了现在，但阅读时并不会产生读一些差稿时那种读大人物大事记的感觉，因为欧会通过一些岔开来的段落来弱化时间线索带来的流水账式的呆滞感，在时间逻辑的基础上，每个章节还存在分主题，会丰富文章的节奏感。在媒体同行看来，欧逸文的非虚构写作，确实是一个技术活。

  除了上面两位，还有一些异国书写者也在以自己的角度来展开中国叙事。1996年来华的NPR驻上海记者罗伯·施密茨写了一本《长乐路：上海路旁的大城市梦想》，选了一条汇集“文艺青年”的上海马路切片来解构当下中国；1994年来华的洪理达，写了一本《剩女时代》，她觉得这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某种密码；最有趣的是美国人梅英东（迈克尔·麦尔），2010年，他住进了中国妻子的东北村庄老家，在黑土地上游荡一年，写了《东北游记》，表达了一个西方作者对中国农村的强烈兴趣。

  业界有一种看法，往往这些外国非虚构作者反倒能真正平等地去了解这个国家的故事。有这一印象，和前两年国内非虚构作者引起的争议也多少有点关系。年轻作者鲸书2015年给《人物》杂志写了一篇《惊惶庞麦郎》，文章一出引起了巨大争议，争议点在于鲸书摆出了一种高姿态，带着一种上帝视角。同样，擅长商业题材写作的雷晓宇出过一篇《诗人和银行家的对决》，因为文本“太小说”“太煽情”“太个人化”而受到质疑，尤其里面有个硬伤——采访对象王微并不抽烟，雷晓宇却写上了“掐灭烟头”的描述，这被认为是一种为了让文本鲜活而制造的虚构，从而伤害了“非虚构”这一文体。

  在何伟看来，只要是真实的，他的非虚构文本必须要个人化。他对美国报纸写作要求的不满之处就在于他们不允许记者使用第一人称，而他觉得第一人称是一种工具，很多幽默都只能用第一人称来表达，叙述者得以拥有更多选择空间，也能帮助读者定位。而且他也不认为作者需要中立，需要在任何场合都掺杂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非虚构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对于非虚构写作，南京作家曹寇有着不同看法。

  首先，曹寇也是写过非虚构的，而且还是个先行者。2008年，时任《时尚先生》主编的钭江明找到曹寇，问他愿不愿意帮杂志写一篇非虚构，当时曹寇直接回问什么是非虚构，钭江明把“新新闻主义”和卡波特的《冷血》拿出来讲，简而言之，用文学手法写一件真事。曹寇接了这活，然后去了趟贵州六盘水。当时，贵州水城县刚在前一年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一位名叫代天云的男子被残忍杀害，其五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骑着摩托途经上万公里，终于找到真凶。曹寇在山里住了半个月，然后根据这半个月所得的一手资料写成了《水城弟兄》发表。后来导演蔡尚君和曹保平分别都以此题材拍摄了电影《人山人海》与《追凶者也》。

  这也是曹寇唯一一次的非虚构创作，之所以没有继续，是因为曹寇对非虚构本身持保留态度。他觉得，鼓吹“非虚构”有一层隐喻，那就是暗示“现实比小说更精彩”、“非虚构”的故事比虚构的故事要好玩得多，这很可疑，他认为这一说法的反动之处在于，它暗示作家写作的无效和无用，从而蓄意强调文学的世俗功用，完全无视文学的“无用”。另外，他也在怀疑世上有没有“非虚构”这回事，一件真人真事的不确定性已经足够让人头疼，试图通过更不确定的语言文字来叙述一件不确定的真人真事，这没有可能。所以，曹寇认为，“非虚构”是个伪命题。

  关于非虚构写作是不是一种实用主义，美国作家丹·波因特曾经开过玩笑，说“虚构类作家常常是聚会上特别有创造性、特别有趣的人物，但是非虚构类作家开更好的车”。拿到中国来说可能失真，但是有一点是没问题的，如今国内的非虚构真的不只是一种风格写作，更重要的是，这种写作目前在风口。2015年，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将非虚构写作推向了另一层高度，在中国，它也变得更为主流。

  记者出身的作家许知远，对非虚构表达了和曹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划分虚构和非虚构对他来说意思不大，虚构中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真实中又有多少虚构的成分呢？对他来说，绝对的划分没那么重要，世界上只有两种写作，一种是好的写作，一种是坏的写作，至于它是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甚至它是电视节目、电视片，都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它们最终都是在建构一个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