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显银

  我父亲，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没有激昂慷慨的豪言。他始终劳作在社会的最底层，像生长在岩石下的一棵小草，迎风摇摆却坚忍不拔。

  1958年，父亲加入了搬运公司，被派驻在县医药公司负责专项医药材药品进出库的搬运派送工作。有个暑假，最闷热的那几天，我见父亲脸色发青，手捂着上腹，从身边走过时，还听到他轻轻的呻吟。我知道父亲的老胃病又犯了，那是他当学徒时伤饥失饱落下的病根。晚饭时，我对父亲说：

  “爸，明天您歇着，我去替您送货吧。”

  “你……你不行。”他像第一次见到我似的，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果断地说。

  “我能行，我……”我正想说我在支农劳动修水库时怎样飞车下坝，在校农场劳动时驾着大粪车怎样一路飞奔。话到了嘴边又怕会引起他的不放心，赶紧改口说，“……会驾板车。”

  “你呀，你还不行！”他固执地说。

  最后终于说好，第二天我跟他出车，只做他的帮手，上坡帮他推车，下坡帮他拽车。

  为了表现我有驾车经验，第二天一早，我就把车轱辘搬好，上班时熟练地调整好车板架重心，不由分说拉起车子就走。父亲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到了药材仓库，只见已分别放好的一摊摊中药饮片，一捆捆七长八短的中药材，我便毛手毛脚地想往一处归。刚要伸手，背后便传来了父亲制止的喊声：“慢点慢点！放那里！让我来！”只见他急忙奔了过来，一边问我：“你没有乱动吧？用错药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小心不为过呀。”当确信我没有乱动过后，他才照发货单，一一核对，打包，写上药名，重量，一盒盒核对西药名称，数量，分别用纸箱码好……出了大门，我们父子俩便迈开步子，一路快走慢跑，一站站地卸货，交运，交代手续。

  最后一站的药是派发给最边远的一个公社医院的，要到县郊汽车停靠站交给乡间班车托运。这车站离县城有近五里的路，其间要过一个长约三里的大溪滩，一座二三十米长的浮桥和一个近四十度的陡坡才能到对岸堤上的公路。溪滩里满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时值正午，毒日当头，在这一无遮挡的鹅卵石上负重前行，真如在火焰山中烧烤。父亲的身子躬得更低了，细瘦的四肢暴起了一根根青筋，油黑湿漉的背脊闪动着耀眼的阳光。我在车后亦用肩顶着车上纸箱的边角，双手拼命抬起后车板，以便车轮跳过抵触的石块。终于车轮辗上了晃晃悠悠的浮桥船板。我呼出了长长的一口气。下了浮桥，便上了堤岸边上的陡坡，虽仍使出了牛劲马力，但比溪滩好走多了。上得堤来，阵阵清风，吹得全身轻松气爽。看着前方一簇树阴下的小瓦房，那便是汽车停靠站了，脚步顿时轻快起来。

  走进凉棚似的车站小候车室，我们父子俩已浑身都在滴水。真不知平日里父亲一人该是怎样一种情景。父亲解下腰间的“汤布”（当地劳动者使用的汗巾），拧了拧，顾不上自己先擦一把，却扳着我的脖子给我擦汗，爱怜地说：“你看，你非要跟来，累了吧？”浓浓的汗味让人感到久违的亲切。父亲的汗珠从眉梢、鼻尖、下巴、肘弯角不断线地往下砸，干裂的泥土地上洇下的一摊摊水印，像一丛丛盛开的鲜花，刻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那么鲜艳、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