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日本作家太宰治以中国作家鲁迅为主人公的小说《惜别》再次在中国出版。这部同时代一个文豪为另一个文豪写的作品再次提醒人们，鲁迅这样一位作家身上有着怎样广阔的世界性。鲁迅先生也并不仅仅是在日本成为“国民作家”，在欧美乃至整个世界，他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现代快报记者 曾浩

  在日本他也是国民作家

  今年5月，现代出版社再版了日本作家太宰治的《惜别》。《惜别》是太宰治以在仙台医专求学时的鲁迅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创作这部作品之前，太宰治亲自前往鲁迅曾经就读的仙台医专考察，花了很长时间搜集材料，考量小说的架构，用太宰治的话说，他“只想以一种洁净、独立、友善的态度，来正确地描摹那位年轻的周树人先生”。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鲁迅成为鲁迅之前的生活、学习经历及思想变化，但小说毕竟不是非虚构文学，所以太宰治在小说中也将自己的情感代入“鲁迅”之中，成为“太宰治式的鲁迅”形象。

  太宰治对鲁迅的理解固然加上了自己的想象，但一个文豪给另一个同时代的文豪写一部作品，这的确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例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鲁迅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曾经在文章中如此描述，“鲁迅文学永远活在日本人心底”。日本媒体早在1909年就介绍过鲁迅，这是鲁迅日本留学的最后一年，在明治中期的著名评论家三宅雪岭担任主笔的半月刊《日本和日本人》上记载了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世界文学全集《域外小说集》第一卷的刊行。这是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最早介绍鲁迅的文章。1922年，北京的日语周刊《北京周报》上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文版《孔乙己》，这是世界上最早翻译的鲁迅作品。

  之后在日本国内，日本人开始接连翻译鲁迅作品。1935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1937年改造社出版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由此鲁迅成为了日本读书界不能或忘的名字。

  在藤井省三看来，鲁迅受过夏目漱石的《哥儿》、森鸥外的《舞姬》、芥川龙之介的《毛利先生》等日本文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鲁迅又影响了众多日本作家，太宰治就是其中一个。而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的母亲小石就告诉大江健三郎，“亚洲作家中最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是泰戈尔和鲁迅”，还说大江健三郎“和他们比起来差得远了”。大江健三郎的母亲深深倾倒于中国文学，非常敬爱鲁迅，1934年还和大江的父亲一起从四国乡下到上海去旅行，购买了鲁迅创办的杂志《译文》。在大江健三郎看来，鲁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向世界诉说切实的事情，用小说这种文体奋不顾身地进行控诉，所以大江健三郎表示过他在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总是想起鲁迅。

  村上春树在高中时期就喜欢阅读鲁迅，特别是“阿Q形象”是村上从鲁迅那里继承而来的主要主题。村上的《1Q84》第3部中，与“青豆”和“天吾”共为主人公的曾为律师的“牛河”，他的容貌、性格、境遇和阿Q很像。而“牛河”二字反过来是“河牛”，其日语罗马字与阿Q的日语罗马字非常相似，很像是村上春树幽默了一下。

  鲁迅不仅仅影响了日本作家，更影响了全体日本人。上世纪30年代初，京都大学的汉学家仓石武四郎就把鲁迅的《呐喊》用作汉语教材。鲁迅去世之后不到一年间，日本改造社就出版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这比中国出版第一套《鲁迅全集》还早了近一年。二战后在日本鲁迅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从1950年代初开始，鲁迅的《故乡》被选入日本的语文教材，成为保留篇目，延续至今。只要是上过中学的日本人，都读过鲁迅作品。

  在鲁迅留学过的仙台，当地市政府是将鲁迅留学时住过的佐藤屋、上过课的阶梯教室等等作为文物保存。日本人对鲁迅留学仙台的历史非常重视，曾经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并出版了《仙台鲁迅的记录》。通过历次调查，弄清了鲁迅留学仙台时期的许多史实。1965年，东北大学的人甚至发现了15张鲁迅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里提到的幻灯片。

  欧美的鲁迅研究和推介

  日本的确是受鲁迅影响最大的国家，但汉语圈之外，世界上唯一一个以鲁迅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却在欧洲。

  位于捷克布拉格的鲁迅图书馆落成于1952年，由汉学家普实克创建，是当时中欧最大的中文图书馆。馆内现有藏书六万余册，其中约五万册是普实克1950年年底到第二年2月率团访问新中国的收获。

  普实克与鲁迅缘悭一面，但在鲁迅去世前数月，他与鲁迅取得了联系，又得到鲁迅为《呐喊》捷克译本写的序言，也算无憾。对于自己的作品被翻译到捷克，鲁迅在序中表示“实在比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还说“因为我们都走过艰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普实克也非常推崇鲁迅，认为鲁迅与杜甫、芥川龙之介相通、相近，用鲁迅命名图书馆当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

  1926年，敬隐渔译的法文译本《阿Q正传》，经罗曼·罗兰推荐发表于《欧罗巴》杂志上；而1929年，译者又补充、翻译了鲁迅短篇小说《孔乙己》和《故乡》，与法译本《阿Q正传》一起编入《中国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选集》在巴黎出版。该短篇集在英国由密尔斯从法文转译成英文，于1930年在伦敦出版；而后，又于1931年在美国出版。在美国汉学界，首先关注鲁迅创作的是埃德加·斯诺。1935年他在纽约的《爱沙》杂志上发表了他翻译的鲁迅短篇小说《药》；1936年又发表了《风筝》。埃德加·斯诺成功地在美国出版了译自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译著。1935年，他在纽约出版了自己的译文集《活的中国》，1936年在伦敦再版。鲁迅的著名短篇小说《一件小事》《风筝》《药》《孔乙己》《离婚》《祝福》等都编入了这个集子。

  20世纪30年代起，鲁迅及其著作逐渐被介绍到德国，德国鲁迅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德国对鲁迅的认识经历了从革命斗士、文学巨匠到具有哲学观念的思想家的数次转变。如今，在德国，鲁迅更多被看作为具有诗意情怀、政治敏锐度的作家、诗人及思想家。这其中和汉学家顾彬对鲁迅作品的翻译推广不无关系。

  1974年10月，顾彬将赴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之前，偶读了德国出版的鲁迅杂文集简装德文版《论雷峰塔的倒掉——有关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的杂文》，这部译著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拥有实力的中国，更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彷徨、绝望中的中国。在顾彬看来，也许正是鲁迅这种勇于思索与善于自嘲，使其不仅成为著名的作家，而且成了中国现代杰出的思想家。

  顾彬从1975年开始翻译了鲁迅的大量作品，1986年，他还在德国波恩大学开设了“如何分析鲁迅作品”的课程。在德国，鲁迅的作品受到读者喜爱，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鲁迅的作品都卖光了”，顾彬曾经如此表示。有不少德国学者把鲁迅称为“中国的尼采”，认为他跟尼采思想有很多共同点，例如鲁迅提出人如果要成为“超人”，必须要重新评估一切的价值。

  不过在欧洲地区，对鲁迅研究最多的还是苏联。1925年，汉学家王希礼就将《阿Q正传》翻译成了俄文，此后除了战争期间文学出版工作受到影响，对鲁迅作品的翻译推介一直持续红火。尤其是1952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著名汉学家费德林还撰写了领衔文章，全面系统地评析了鲁迅和他的作品，引起了读者强烈反响。此后在苏联，每年都有数种鲁迅译品面市，鲁迅在苏联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外国作家，在苏联，鲁迅也得到了“深刻的富有民族性的作家”等赞誉。